子产瞅了他一眼,十分奇怪地问:“为什么关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下了班,来这儿聚一聚,吃个瓜,嗑个瓜子,顺带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对他们有利的咱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咱们就改正,他们是咱们的老师。为什么关掉乡校?人家不都说了吗,要尽力做好事才能少结怨,没听说过要依仗权势来防止怨恨的。难道快速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做治病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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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元)脱脱:《宋史》卷159《选举志五》,第3735页。

当时,郑国是夹在晋、楚两个大佬之间的小国,是两国的必争之地,子产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外交对阵中,明智地选择了“周旋战略”,把以往的“朝秦暮楚”政策调整为“从晋和楚”路线,利用晋楚两国势均力敌而又各自陷入内争的有利形势,执礼相抗,巧于周旋。

原标题:靖难第一功臣,屡立战功封淇国公,因轻敌冒进使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⑩](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六月辛卯,第302页。

在当时,郑国的普通民众有一个习惯,经常到乡校唠唠闲磕,讨论讨论些明星八卦,当然也会评判实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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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各级官府中,有大批为官员服务、远多于官员、具体执行政策命令的吏人(包括吏、公人、役人等广义的胥吏),介于官民之间,是国家机器运行的传送带、齿轮,日常总是与公文打交道,大多拥有基本文化知识,会读写算。尤其是主管文书的吏胥遍布各级政府部门、军队,制作、履行公文事宜是吏人阶层中最为主要的部分。[①]故而夏竦轻蔑地说:“盖府寺之吏,书算之工”,[②]把书算与吏人等同起来。有的仅从职务名称就一目了然,如:书吏、典书、典牋吏、抄写、楷书等既是。现作探讨,以揭示宋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明听了子产的话以后,十分惭愧地说:“哎呀,我今儿个才知道您确实有才,能成大事,小人我确实无才无能。如果没有你,恐怕郑国就失去了依靠,这对我们这些臣子有啥好处啊?”

年老后的丘福,不仅自负勇武,而且莽撞轻敌。在没有把握战机的情况下,却撇下大军主力,率千余骑兵先行,并不顾众将反对执意疾驰前往,以求一战而胜,直捣敌营,俘获鞑靼可汗。孤军深入的丘福在敌军不断的示弱引诱之下很快陷入不利的境地,不久即陷入鞑靼大军的包围之中,寡不敌众的明军最终全军覆没,王聪战死,丘福与李远、王忠、火真尽皆被俘遇害,丘福死时,终年六十七岁。大明十万精兵在主将阵亡后失去了指挥,人心慌乱,也被鞑靼大军歼灭。成祖闻讯震怒,决定御驾亲征,并剥夺丘福的世袭爵位,将其全家流放海南,丘福一生的功劳也全部被抹杀。直到南明弘光帝时,才追赠丘福为舒城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24](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0《老吏》,第565页。

原标题:爆笑鬼谷 | 跑别人国家去,拆人家的墙,还怼人,关键怼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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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吏人涌现出不少官员。如天圣中,“丞厅小吏王珏发愤读书,同兄琥登科。”[54]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的陈恕,“少为县吏,折节读书。”[55]成为国家的财政专家。故而,不少官员还要向吏人学习实用的官场和公文知识,如北宋后期的毛滂,自言“聊从州县老吏学法律、治朱墨,强颜为糊口计,庶几或可也。”[56]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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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建文元年(1399年)夏,燕王朱棣以“清君侧,靖国难”口号发兵南下,历时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由此拉开帷幕。朱棣反书至南京后,建文帝朱允炆祭告太庙,削朱棣宗室属籍,并令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率十三万大军北上伐燕,同时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供给军饷。但不久之后,以逸待劳的燕军就在滹沱河大败南军,耿炳文逃入真定城中,闭门固守。建文帝听到耿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任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对燕军作战。李景隆本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寡谋而骄,色厉而馁”,统军之后更每战皆败,损失兵力数十万众,致使南北军力优势发生逆转,而建文帝也缺乏谋略,致使主力不断被歼。朱棣适时出击,灵活运用策略,经几次大战消灭南军主力,最后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攻下南京,并于次月称帝,改元永乐,是为永乐皇帝。朱棣即位之后,开始大封靖难功臣为“公、侯、伯”等爵位,并赐誓书铁券。在成祖朱棣钦定的靖难功臣中,丘福名列第一,每逢奉命议政也都列于首位。

具体的吏人岗位实际工作,基本都是与文字打交道。如有“老吏,常主睿恩殿文字、外殿库事,能言。偶得见泰陵时旧文簿注一行,曰:‘绍圣三年八月十五日奉圣旨,教坊使丁仙现祗应有劳,特赐银钱一文。’”[11]皇宫书阁睿恩殿的吏人,负责有关文字的记录与整理。最高政务机关政事堂,由中书吏人分掌孔目房、吏房、户房、兵凡房、刑房五房,“每房置堂后官三人……一人主承受批凿圣语、定押敕草,一人主点检书写熟状呈押进入,一人主对读印押发放”。[12]枢密院有令史、守阙、书令史、正名帖房及试中人、守阙帖房等200余人,或“均在诸房行遣文字”,或“并均在二十五房书写文字”。[13]宋神宗时的尚书省吏人,“都事七人,头名充点检诸房文字,余六名分呈六房文字。主事六人,分押六房文字。令史十四人,第一、第二名监印,第三名开柝房点检,以下充诸房行遣人。书令史三十一人,并充诸房行遣,系两经试中人。守当官十六人,主管簿书,通差行遣文字,系一经试中人。今得在见管人数,守阙守当官一百五十人,充抄写。”[14]仅此尚书省就有224人,根据考试成绩承担不同职务,最低标准也须通一部经书。吏部官告院专设写告令史,条件自然是“须书札精熟者”。[15]北宋时朝廷的老吏人,“类多识事体,习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16]翰林院的资深吏人,文字、典故功夫精深到为饱学的翰林学士们把关。又如当时的市易务:“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17]其中,明确必须识字、写字的150人,其他“催索钱物”者以及私名,如果不会识字、计数,也无法看懂账本,从事催缴钱物的工作。所以,仅京城内市易务催索钱物的识字吏人,就有千人之多。绍兴九年(1139),实录院“依条招收私名四人,专一书写实录文字,请给依史馆楷书例。”[18]像史馆中的楷书职位一样,实录院也要设置专职抄写皇帝实录的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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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七年(1409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因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死大明使臣为由,任命丘福为总兵官,佩征虏大将军印,让他与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率十万精骑北征鞑靼。成祖担心丘福轻敌,告诫他道:“兵事须慎重,相机进止,不可固执己见!”并且一再叮嘱他不要轻敌,不要落入敌人的圈套。就算没有看到敌人,也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就算作战一时没有取得胜利,也一定要谨慎的寻找时机,不可轻敌冒进。朱棣是十分了解丘福的,知道他虽然作战十分勇猛,但是却并没有多少的计谋,几次三番的提醒,当然也没有让自恃勇猛的丘福放在心上。

[6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弓手土军非军紧切事不应辄差下骚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8页。

郑简公与子产一行人只好住下来等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晋平公还是没搭理他们。子产看出来这是晋国国君有意怠慢郑国,再这么毫无指望地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子产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命令随行的人员,把晋国宾馆的围墙给拆了,然后将一行人的车马都赶进院子里,安放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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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55000.cnm公海船,(宋)宋慈著,杨奉琨校译:《洗冤录校译》卷1《检覆总说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0第17页。

子产名叫公孙侨,是春秋时郑国的大夫,他曾经当过多年国相,执掌郑国政权。

丘福,今安徽凤阳人,行伍出身,原为燕山中护卫千户,隶属燕王朱棣麾下。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起兵靖难,丘福与朱能、张玉一同夺取北平九门,控制北平全城。此后他在攻打真定、夹河、沧州、灵璧等战役中,一直担任燕军前锋,其生性朴实戆厚,作战勇猛,敢战敢冲,是朱棣帐下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但丘福为人低调,燕军每有战胜,诸将都争相言功,唯独丘福落于人后,从不刻意表述自己的功劳,
朱棣常叹道:“丘将军功,我自知之。”建文四年(1402年),丘福与朱能率数百人西行二十里,自上流偷渡,突袭南军,击退盛庸,尽夺战舰,使燕军顺利渡河。同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继位称帝,是为永乐皇帝。朱棣即位后授丘福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淇国公,获赐铁券,子孙世袭。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任命丘福为太子太师,后又受命辅导皇长孙朱瞻基,并加岁禄千石。

[75]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史学月刊》2003年1期。

当时的郑国有个善长溜须拍马的大夫然明听到人们在乡校里说子产的坏话,就跑去跟子产告状,然后还特别会来事儿地建议道:“咱们把乡校关了吧,你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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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11,第3160页。

公元前542年,也就是子产当上宰相的第二年,他随郑简公到晋国搞外交访问。当时,正遇上鲁襄公逝世,晋平公瞧不起弱小的郑国,就以给鲁国国丧致哀为借口,把来访问的郑简公晾一边了。

[6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5《规矩》,第24页。

就这么,郑国的为相者子产,跑到人家晋国去,大大方方地拆了人家的墙后,还理直气壮地回怼了来问责的士文伯。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晋平公一听说这个,顿时吃了一惊,立马派担任晋国礼宾官的大夫士文伯到宾馆去责问子产。士文伯说:“我晋国是各诸侯国的盟主,来朝聘的诸侯官员太多。为了防止盗贼,保障来宾的安全,才特意修建了这所宾馆,筑起这厚厚的围墙。现在你们却把围墙拆了,其他诸侯来宾的安全要怎么保障?你们这么明目张胆地拆墙到底是几个意思?”

[64](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71《京西转运判官方君崧卿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1册第679页。

子产坦然地回答说:“我们应贵国的邀请,带着厚礼,来这儿拜谒贵国国君,可是,我们都已经来了,你们贵国的国君既不接见,又不订个约见的日期,我们带来的礼物都只好任风吹雨打,眼看都快腐烂了。我听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很简陋,接待诸侯的宾馆却非常华丽。各诸侯国到达宾馆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有人照应,来了之后很快就能献上礼品。晋文公跟各诸侯国的宾客休戚与共,宾客来到这儿就跟回到自己家一样。可是现在呢?贵国国君住在豪华壮丽的宫舍,而给外宾住的馆舍却这么简陋,窄小到车马都进不来,我们住在这种差劲透顶的地方,又不能确定约见日期,为了保护这些礼物不被风吹雨淋,我们只好毁掉土墙,把礼物都拖进来,这难道怪我喽?贵国国君正为鲁君服丧,我们国君又何尝不是要给鲁国国君服丧?只要贵国收下这些礼物,我们就马上修好土墙,打道回府,还请阁下将我们的心意传达上去。”

[8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第1199页。

在外交上,子产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善于周旋,又不失原则,在霸主政治的环境中通过平衡外交,得以使郑国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下来,为国家赢得了较长一段的和平发展时期。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6-257页。

士文伯回去把情况报告了晋平公,宰相赵文子说:“子产说的对啊,让外宾住在那种大杂院似的地方,实在有伤国家颜面。我们晋国不要面子的吗?”他通过士文伯向子产道歉,晋君也连忙召见郑简公,隆重款待后,送他们回国,然后下令重建迎宾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22](元)脱脱:《宋史》卷267《陈恕传》,第9200页。

到寨有作

[72](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4《处事》,第18页。

具体人物,如文天祥赞赏的“閤门路铃肖资,本书吏也,小年给使令,稍长通文墨,圆机善处亊,性和厚,上下信爱”。[26]有的吏人因文字而立下大功。如北宋亡国后,金人立张邦昌,反正之功,盖出于吕好问,而“启其端者,堂吏张思聦也。应天中兴,思聦巳死,诏特赠宣教郎。思聪,字谋道,知书能文,尝从先人学。今其子孙尚有事刀笔于省中者”。[27]当时,吕好问“欲遣人持书诣王,访得邢焕女弟之夫閤门宣赞舍人蒋师愈,又与门下省录事张思聪谋,募効用李进缒城,以蜡书来上。”[28]也即他是在围城中向康王赵构传递蜡书的主谋之一。故而到绍兴四年,宋高宗专门颁旨褒奖已故的张思聪:“故门下省录事张思聪赠右宣教郎,录围城中蜡书之劳也。”[29]可见其贡献之大。

时候不知空叫噪,虚名可愧为留题。[42]

[68](宋)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告谕纳税榜文》,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页。

[36](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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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吏人文化状况

[4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寅,第3086页。

主管全国财政的三司吏人,文化结构更多了数学,吏人须经过书算等文化考试。如天圣年间,三司因所管仓场库务业务繁忙,
欲“据额定后行人数,每人收补贴司一(帖)名。候有后行名阙,依省司体例,拣试书筭公事。”从之。[19]地方政府的吏人如想到三司任职,除了符合政治、经济条件外,还必须有文化条件:“诸州军衙前军将、承引官、客司并衙职员,如愿充三司军将、大将者,自来不曾犯徒刑,家业及二百千已上,谙会书算之人,由发赴省。”[20]淳化四年(993),“厉精政事”的宋太宗,“尝论及财赋,欲有所更革”。[21]遂不耻下问,亲自召对三司吏李溥等27人于崇政殿,就国家财赋问题征求意见。他们没有敷衍了事,非常认真地向皇帝提交出文字建议:“溥等言条目烦多,不可以口占,愿给笔札以对。太宗遣中黄门送诣相府,限五日悉条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议可否。遣知杂御史张秉、中使张崇贵监议,令中书籍其事,专检举之,无致废格。赐溥等白金缗钱,悉补侍禁、殿直,领其职。”宋太宗对宰相说:“溥等条奏事颇有所长。朕尝语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辈固不可望;若钱谷利病,颇自幼至长寝处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颜色,引令剖陈,必有所益。”[22]他们提出改进国家财政的71项措施,其中44项得到皇帝的立即采纳,占61.9%;19项需要三司官员进一步论证,商议决定是否可以落实,占26.7%;只有8项不予采用,占11.2%。如此高的采纳率,说明可行性强,显示出他们文化程度不只是能读会写,更擅长计算,都是精明实干的理财专家,理所当然地受到皇帝的赞赏,予以金钱奖励,并将其由不入流的吏人提升为官员。吏人的专业文化智力,不仅是执行、操作制度,已然升华为国家政策制度,直接促进了财政经济的发展。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书计,诏御史中丞杜衍、入内押班岑守素与本司差择之。已而,三司后行朱正、周贵、李逢吉等数百人,辄相率诣宰相吕夷简第喧诉,夷简拒不见。又诣王曾第,曾以美言谕之,因使列状自陈。”[23]因三司吏人太多,朝廷准备淘汰数百名年老多病已无法从事“书计”等文字、数字者,但遭到强烈反抗。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末,第1454页。

吏人在中央机构中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文案工作,即制作、抄写、誊录、收发、行移和保管朝廷各种文书。中央政府各部门大量的文字工作和指令的具体操作,主要都是胥吏承担。

二、地方政府吏人文化状况

每当清晓披烟聚,及到黄昏聒耳啼。

乡村吏人有大量的文案事务处理。如收到县衙发下的公文,首先要及时登记,并有一系列处置文案:“耆长各置承受簿一面,壮丁置脚历一道,凡承受诸般判状、帖、引等,及交付与壮丁缴跋文字,并将簿历对行批凿。”[69]不仅耆长要经常记录收发的公文,连跑腿的壮丁也要记录。手分同样每天记录所办公事:“手分各置逐日工课历子,分受公事了,即勾销。日下实不能了者,批凿行遣,因依呈押。”[70]乡村吏人有时还要向上级行文。淳熙八年(1181),朱熹说:“有合追收元给文历人户,辄敢倚恃猾,健讼把持,不伏追收,仰隅官保正具状陈诉,切待重作行遣。”[71]

[71](宋)朱熹:《朱熹集·别集》卷10《施行阙食未尽抄札人等事》,第5598-5599页。

[95]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5期,据(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23之7、韩淲:《涧泉日记》卷上及洪迈:《容斋续笔》卷4《宜和冗官》计算。

石鸡咏

因而,朝廷招募胥吏,前提条件就是有文化,正如晁说所言:“雇募游手之有闲书筭者,以为吏人,责以不容奸伪之簿书。”[③]因而必须通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如“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同试律三道……三馆、秘阁楷书,皆本司试书札,中书覆试,补受。”为防止考试作弊,所有朝廷胥吏的选拨考试,“乃锁院、巡搜、糊名。凡试百司吏人,问律及疏,旣考合格,复令口诵所对,以防其弊。”[④]正常笔试外,还要考法律,在进行口试,非常严格,简直不亚于科举考试!即使是名为“私名”的编制外吏人,录用前要先经过文化考试,并一系列审查。景德四年(1007)诏:“尚书省诸司并寺、监、京百司,自今每收私名,并须召有行止,无逾滥及不碍本州县色役人责保试验,申碟御史台,候并及十人已上,令中丞、知杂提点试验书札,得申碟本司收录,纰缪者退落,令别召人。”[⑤]天圣五年(1027),权判尚书都省刘筠上书指出:
“京中百司,私名猥多,如定额有阙,请先试书札,送御史台看详,方许收补”。[⑥]绍兴九年(1139),太府寺言:“契勘六曹寺监,依旧法许募私名年十六以上人,选试书札习学,不许支破请给。遇正贴司阙,差权及依条试补。”[⑦]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等三馆招考专门的文字吏人,有更高的文化水平要求:“三馆、秘阁官试验书读《孟子》,书三百字不误十字、读三百字不差十字为合格。长、贰、丞、郎试覆,注籍收系,即宣降抽差,充禁中诸殿阁位手分管干文字。掌笺奏之类者,须入仕及一年以上,无过犯,仍长、贰、丞、郎再试验读《毛诗》、《老子》各三百字,不差十字,及书札真楷,乃遣。”[⑧]南宋秘书省选拔吏人更加强调文化水平,须“试书《诗》、《孟子》各三百字;守阙系名阙,投名人试书《周易》一卦或《孝经》一篇;守阙阙,正系名试书《周易》一卦或《孝经》一篇。考校书读精熟而无脱错,即不及十字为合格。”[⑨]需要全面的儒家知识和书法、阅读、校勘能力。

宿宝兴驿舍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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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3《处事》,第15页。

由于乡间文字工作量很大,王安石变法后,村行政组织专设承帖人这一吏职。熙宁八年(1075)规定:“诸县有保甲处已罢户长、壮丁,其并耆长罢之。以罢耆、壮钱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隶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79]则是专职的文书。

作者程民生,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全文刊于《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2期。

[40](宋)佚名:《鬼董》卷3《吴江民》,稀见笔记丛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46](宋)朱熹:《朱熹集》卷19《按唐仲友第六狀》,第766页。

[43](宋)杨彦龄:《杨公笔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5页。

[37](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州役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朱熹在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状中提到,书表司吏人杨楠“伪作书札,送与官员,封角了当,却供入宅堂”,[45]杨楠还“每月写单历,供送官员等”;[46]书表司吏人丁志更善于模仿,曾“抄写假会”,由雕刻匠刻印出假币,足见其笔墨水平之精确。所有管理仓库的吏人,必须会写字及记账算账,如朱熹所载南宋台州:“据库子叶志等供草簿内,仲友于公库支钱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六贯六百八十二文,送惠与人。内一千四百八十二贯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与第二儿妇之父何知县、何教授、何宣教兄弟,系淳熈八年二月止淳熈九年四月簿内支破。” [47]所记钱数、用途、经办人和接受人姓名,账目清清楚楚。

花繁岭上随风绽,禽语林间入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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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3《处事》,第15页。

更隐此中同雾豹,煕朝还会感天恩。

[7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辛未,第6151页。

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在河东的一个驿站内,看到大原府下属机构吏人王倚的一组题壁诗,感到很有意思,便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记入日记:

常见的是符。一般用于村吏人催督赋役:“里正唯得依符催督”。[57]苏辙诗曰:“同尔乐丰穰,异尔苦税役。时闻吏号呼,手把县符赤。”[58]自潮州至番禺有一条下路,沿路“役保甲为亭驿子,亭驿距保甲之家且远,客至则扶老携幼,具荐席,给薪水,朝夕执役如公家之吏,不敢离须臾焉,俟其行乃去。客未至则尉之弓手、巡检之土兵,预以符来,需求百出。”[59]

[32](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52《觧试出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5、736页。

[66](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8《夏秋税起催先出此牓》,第42页。

[82](宋)叶适《水心别集》卷14《吏胥》,第808页。

勤身春种心无惮,乐忘秋收岁有成。

[62](宋)胡太初:《昼帘绪论·催科篇第八》,第717页。

[50](宋)胡太初:《昼帘绪论·期限篇第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2册第723页。

[80](宋)李新:《跨鳌集》卷20《上王提刑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563页。

有的胥吏文化水平很高,达到科举的水平。端拱二年(989),中书门下的守当官陈贻庆应举,以《周易》学究及第,宋太宗知道后立即制止:“令追夺所受敇牒,释其罪,勒归本局。因谓侍臣曰:‘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乃诏自今中书、枢宻、宣徽、学士院,京百司、诸州系职人吏,不得离局应举。”[30]政治地位低下的吏人,不得与士人相提并论。由所颁布的诏令可以看出,前此类似吏人参加科举的现象比较普遍。但优秀者仍可以出职为官,多被授予低级武官官阶,前言三司吏人李溥等即是。他后来建功立业,提升至制置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使,宫苑使。[31]吏人在补官之前仍需经过考试,如地方吏人由本州“知州、通判验人材书札,堪任武职,保明申转运司,审复保奏解赴阙”;“诸路吏人,衙前试断案、《刑统》义:断案三场,每场一道,刑名七件至十件;《刑统》义一场,五道。”[32]全是司法水平测试,意在选拔级层法官。对优秀的吏人来说,此类文化考试不是障碍。

更多的是帖。县狱“收禁罪人,须逐牢差定狱子分明,交与人数,及缘身有无疾病、痕伤,责状入案,押狱节级状后系书。公事伺候,勾干照人。罪轻不当収禁者,不必责付鎭知在,但只出帖云:押去勾某人,限几日同出头。”[65]为避免县吏下骚扰民众,有事尽量发送帖:“县司今来除给帖付户长外,更不别差人下催促,恐生搔扰。”[66]县可用帖令都官维护社会治安。宋仁宗时,王罕任广南东路运使,为防御贼盗,“召每村三大户,与之帖,使人募壮丁二百。”[67]知桂阳军陈傅良,在告喻百姓纳税的榜文中称:“已行下知丞分具出长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户长,仰各巡间甲甲(引按:疑衍)内人户,如委曾交纳托与人,见有干照,即仰保正类聚姓名,保明申县”。[68]

[94](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5《官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904页。

有官必有吏,无吏难成官。广大宋代胥吏是的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能量极大,大多能左右官员、官府,所谓“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82]其作用往往超过官员,以至于宋人有“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的说法。[83]作为一个独特介于官民之间的社会阶层或行业,有自己的行业神仓颉。[84]史传仓颉造字,靠文字吃饭的职业胥吏自然依之为师祖和保护神。其能量如此之大,充分说明了宋代大部分吏人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是维护政府运转的基本保障,甚至出现了“吏强官弱”现象。他们是士大夫阶层之外的另一低一等次但更实用具体的知识阶层。

[53](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记告诘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21](元)脱脱:《宋史》卷299《李溥传》,第9938页。

[97](宋)毕仲游:《西台集》卷18《感兴简欧阳仲纯兄弟》,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有时候用历。如南宋淳熙初年,方崧卿知上饶县时,“县凡七十二都,保正副百四十人,君令旬分四番,番三十五人,迭诣县受约束,皆给走历,有故或追呼批历授之,无则奉历而退,人既不劳,事亦随举。”[64]

[44](清)汪森编辑,黄振中、吴中任、梁超然校注:《粤西丛载校注》卷11《吴优遇异人》,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页。

[57]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卷22《赋役令》

[91]祖慧:《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大原府永利两监巡捉私盐矾铁司吏人王倚试笔

忠义处心无畏避,当途豺虎任成群。(闻前路虎累,故有是句。)

[17](宋)苏辙:《栾城集》卷39《乞放市易欠钱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9页。

[48](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县役人》,
第191页。

王倚信手题诗,一气做成5首,其中不乏佳句,颇具文学素养。故而,吸引着成寻一一抄录,载入日记。四川文风昌盛,吏人多会写诗文:“蜀人好文,虽市井胥吏辈,往往能为文章。熙宁中,余随侍在成都,兄长房生子,为三日会。有衙前史戴献诗,其警句云:‘月中又长一枝桂,堂上喜生千里驹。’兄弟异之。明日往诣厅房中,观其所居,皆无他物,唯案上有韵一册,《杜诗》一集,笔砚而已。”[43]这位吏人唯爱读书写作,其佳句令士大夫赞叹。宣和年间,广西有“州吏吴优,字世远,宜山人。初业儒,后为州吏。”[44]是位出身儒生的吏人。

事实上,宋代还有数量更多的额外吏人,存在严重超员的问题。如各级衙门中的贴司、贴房、贴书守阙、贴司、私名、习学公事等,均为非正式的额外添置吏人,掌书写文书之事。[91]“州县往往擅自增添人数”贴司、手分的数量之多,往往“不可胜计”。[92]元祐三年(1088),北宋官员为34000多员,[93]政和三年(1113)增至43000多员,[94]而宣和元年(1119),则猛增到51000多员。[95]以宣和元年为基准,吏人按照18倍计,则是90余万之众!

[42](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402页。

如造帐司:“建隆以来,以使院人吏有阙,抽诸县曹司充。治平二年,以县所差人率不谙攒算,放归县。熙宁四年,令募能造帐人充,转主造帐,非造帐月分,从其便,优与请给,以免役钱支,仍立定酬赏。元丰给雇钱,元祐罢给,听于吏人内抽差,三年无过转一资,与优轻酬奖一次。[36]祗典:“主受诸县文书。”[37]解子与脚力,负责将州府文书公移传达于县。宋初,各县向州府公库交纳钱物时,“县各以手力赴郡拣抄”,景祐五年(1038)罢差手力,改由解子传抄。[38]州县在办案过程中,往往需要吏人代为书写状子、笔录,如被审讯人一般自己书写供词,但“其中不识字者,多出吏人代书”。[39]吴江衙门办案时,“呼民来前,取妇翁讼牍示之,民不识字,吏为之读”。[40]高宗朝,大理寺丞范彦上疏说:
“州县狱吏例置私名贴书,一切付之鞫狱,谓之款司。凡老奸停废,与闾阎恶少能弄笔者,悉听为之。”[41]正是所谓靠舞文弄墨赚钱的“刀笔吏”。

[⑨](宋)陈騤、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卷10《职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4页。

[58](宋)苏辙:《栾城集•后集》卷4《喜雨》,第1170页。

县衙的人吏,“国初,以前后押录、前行、后行、贴司、书手为名次,其押司、录事,选等第户谙吏道者充,曹司随户口多少立额。康定二年,以税户不省文书,召有产业人投名,试书筭等,不足则抽差税户”。[48]没有文化的农民不能胜任,所以改为招募,必须通过官方的文化考试。如贴司,最初主要负责处理一些文字工作,也属文书吏。如每天派二名贴司与手分共同编排架阁文字(档案):“架阁文字若自来不至齐整,作知县牒县重行编排,日轮手分、贴司二名,入库置历,限与号数,逐晚结押。”衙役每天早晨卯时要亲自签到,官员上班后要一一点名,这就是所谓的“点卯”:“诸色公人,日逐衙喏,所在皆置历,自书姓名,不能则吏代之。官员坐厅,首先呈押,不到者申纠,谓之卯历,此不可阙者。”[49]厅吏:“都有广狭,地有远近,当量其力,使之可以趁赴。其去县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广,隔涉溪岭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为约;下此者则以五日为约。此合先考远近广狭之数,预立规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给限之时,须令直日厅吏就案头随即抄记,以俟令之自行稽察。”[50]轮流值班的厅吏主要工作就是文案。余杭县吏何某,自壮岁为小吏,“驯至押录,持心近恕,略无过愆。前后县宰深所倚信。又兼领开拆之职。每遇受讼牒日,拂旦先坐于门,一一取阅之。有挟诈奸欺者,以忠言反复劝晓之曰:‘公门不可容易入,所陈既失实,空自贻悔,何益也?’听其言而去者甚众”。[51]开拆吏就是每天开拆并阅读受理的讼词。南宋初,某“县小胥”“有端砚甚大,酷爱之,常置腰间。”[52]砚为随身文具,显然也是文字吏。甚至连在县衙看大门的门子也识字:元丰初,“白马县民有被杀者,畏贼,不敢告,投匿名书于县。弓手甲得之而不识字,以示门子乙。乙为读之,甲以其言捕获贼,而乙争其功。”[53]识字的优势凸显。门子通常要查验来人的身份,所以应该识字。

[54](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坊市》,第12页。

[49](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2《处事》,影印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8页、第7页。

[7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第6436页。

[2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乙亥,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9页。

山中耕者

[8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八月庚辰注文,第3327页。

[②](宋)夏竦:《文庄集》卷13《制流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164页。

[61](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2《处事》,第9页。

[8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3之34,第6262页。

差役是主户基本的劳役,虽是轮流充当,但总是经常性的。有的人家送子弟入州县学校读书,就是为了“学书意识偏傍,与门户充县官役足矣”。[80]换句话说,文盲无法承担官方的很多差役。苏轼小学同学陈太初,成绩优异,与苏轼并列:“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长大后就成为“郡小吏”。[81]

[12](清)徐松辑:《未会要辑稿·职官》3之22,第3038页。

[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二月甲寅,第2776页。

[16](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5《京师老吏》,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2页。

[3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5《选举考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29页。

若以十分之五的识字率计,北宋末期的识字吏人约40余万。他们是士大夫、官员以外最主要的公职人员,是宋代最大的识字群体,其文化水平,代表着宋代官方治理的实际水平,对民间文化水平的提高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离数日到治津,沿路山林景色新。

[33](宋)李邦献:《省心杂言》,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①]赵忠祥:《宋代公文吏人职能初探》,《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6期。

力穑莫忧风与旱,天时人事自分明。

[11](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第5页。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六月丁亥,第2442页。

一、朝廷吏人的文化状况

危城孤垒截崖垠,南北川原势己分。

[1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31,第3049页。

两崖直下宝兴军,谷口川头过几村。

[9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101、102,第4376-4377页。

县府与村民众的联系,全靠乡村吏人,而联系的方式,主要靠文牍。这些下的上级公文,有不同名称。

[7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8,第6220页。

晓来雨过急趋耕,惟恐田中草复生。

四、宋代识字吏人数量评估

[35](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3《州县役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熙宁年间,实行方田均税时,伴随着大量的文字账目事务。诏书云:“方田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方上户充,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躬验逐等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写成草帐,于逐段长濶步数下各计定顷亩。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别造方帐,限四十日毕。先点印讫,晓示方户,各具书算人写造草帐、庄帐,候给户帖,连庄帐付逐户以为地符。”[77]大小甲头、农户,至少都要会识数、计数。

[25](宋)庄绰:《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页。

县衙对乡村胥吏的另一种文书是引:“人户诸杂拖欠课利等,官员指挥令出引催促者,于引帖内分明声说,只交付朱钞前来对簿勾销,不得乱勾人赴县”;[60]“差役合告示户头,便于引内分明写定某人今差充某役,庶免动摇人户”;[61]“起催税物,例是勒逐,胥供具合管数目,以凭给引。”[62]“此等词讼,州县之间,无日无之,若合追对,但以文引付之保正足矣”。[63]

[90]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56](宋)毛滂:《东堂集》卷8《重上时相书·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795页。

[31](元)脱脱:《宋史》卷299《李溥传》,第9939-9940页。

[76](宋)洪迈:《夷坚志补》卷5《张允蹈二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96页。

[1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61,第3512页。

[67](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0页。

即使下乡挨家挨户催收税赋的税吏,也要认字:“县官赋不遗毫厘,科胥督欠烈星火,诟言我已遭榜笞。壮丁偷身出走避,病妇抱子诉下泪。掉头不恤尔有无,多寡但照帖中字。盘鸡岂能供大嚼,杯酒安足直一醉。沥血祈哀容贷纳,拍案邀求仍痛詈。百请幸听去须臾,冲夜搥门谁叫呼,后胥复持朱书急急符,预借明年一年租。”[78]诗中实录的第一批吏卒“多寡但照帖中字”,不管民户如何哀求,只按照手中税贴的数额征收;第二批吏卒到来,仍是“复持朱书急急符”,均以书面文字为依据。

淡花文彩羽毛齐,可爱形容号石鸡。

坡峻土顽难并垦,牛羸人困强驱行。

[81](宋)苏轼《东坡志林》卷2《道士张易简》,第47页。

宋代吏人精通典章文字,精明狡黠,所谓“少谙刀笔晚尤工,旧贯新条问略通。斗智固应雄骛辈,论年亦合作狙公。孙魁明有堪瞒处,包老严犹在套中。”[24]宋室南渡初期,草创的朝廷没有任何文字的规章制度可以遵循,“典籍散亡殆尽。省曹、台、阁,皆令老吏记忆旧事,按以为法,谓之省记条。”[25]靠着老吏的记忆,才能延续赵宋体制。

胥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吏强官弱”的另一意义是胥吏数量远远超过官员队伍。从隋唐至清的官僚机构中,吏的人数基本是文武官员的20倍左右,[85]期间的唐玄宗朝,中央与地方官共18805名,而胥吏杂任则34万多人,[86]吏的人数即是官员的18倍左右。宋代的胥吏数额更庞大,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一次削减天下冗吏195000余人。[87]留任者应当还有三四十万人。嘉祐年间全国吏役536000余人,元丰改制后为429000余人:“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之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奇,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止放四十二万九千余人”。[88]南宋吏人数量膨胀,绍兴二十六年(1156),仅浙东一路吏额就达4261人
。[89]有专家估计,宋代全国的胥吏总额在16万至24万人之间。[90]这些都是额定吏人数量。

飮啄违心相上下,飞翔得侣鬪高低。

[34](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6页。

当然,并非所有的胥吏都识字。基层的不少吏职是单纯的体力劳役,如散从官、杂职等为跑腿办事之役。还要因地而异的数量差异,如偏僻小县夷陵,“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96]颍州虽不偏僻,但“民愚少斗讼,所讯由饥贫。吏憨不识字,况复能舞文。”[97]南北方的地区差异更为明显。苏辙指出:“四方风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招募,人争为之。至于(西北)三路等处,民间不谙书算,嘉祐以前皆系差,人户所惮,以为重于衙前”。“勘会诸州吏人,除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东、西路巳有投名人数足外,余路逐州军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数,盖村人户,素多不闲书筭,不谙公家行遣次第,于应役之际,惟惮差充人吏,其承符散从官之类,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98]州县“手分”是承办衙门各种事务吏人的一种,承担者需具有认字、写字及经济知识、算术计帐等文化。东南和四川等地文风浓郁,居民文化素质较高,“家习书算”,所以在实行募役法后,踊跃前往服役;而边防地区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武风浓郁,“不谙书算”,容易出差错,须赔偿或受惩罚,所以视为畏途。在此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南方地区人口密集,人口占大多数;二是北方虽然识字率低,但吏人由于工作的要求不能降低条件,所以整体识字数量并不南方低。也即地区差异不影响吏人识字率。

[87](元)脱脱:《宋史》卷6《真宗纪三》,第115页。

[45](宋)朱熹:《朱熹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狀》,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754页。

此去五台在百里,须观圣地过政僧。

[78](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228,赵汝燧:《野谷诗集·翁媪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3册第773页。

[52](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
9《二盗自死》,第260页。

[47](宋)朱熹:《朱熹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狀》,第754页、745页。

[1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26至26,第3702页。

[⑧](宋)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卷4《官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9页。

[2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之40,第3140页。

[26](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6《萧资第一百三十一》,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428页。

[85]吕虹:《清代司法检验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地方政府吏人的主要工作也是负责文案。所谓“州县之吏不过委以簿书”。[33]如州吏中书表司负责起草文书,开拆司负责收发文书,勾押司负责批勘文书,孔目官负有签书财赋、刑狱文书之责,押录的任务之一是收发、签押、保管诸案文书,造帐司、书手负责编造、管理与财税有关的文书,等等。其他吏人,同样面对大量的文字事务。所以,招募的吏人往往强调文化水平。元丰年间,“始有攒司,试书算。”[34]对其文化、专业技术水平有明确的要求。虽然不像朝廷吏人那样经过严格挑选的程序,但没有基本的文化也无法胜任。如北宋福州:“抽差曹司……
以县户差替后行,不谙书算,若令长充胥吏,实为难堪。”[35]

[59](宋)林安宅:《潮惠下路修驿植木记》,《永乐大典》卷5345《潮州府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83页。

[96](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9《与尹师鲁第二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99页。

耳畔水声清漱石,面前山色碧侵云。

[2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癸丑,第1471页。

[27](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73]王棣:《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

[9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乙丑,第10129页。

[8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68页。

[51](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1《余杭何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8
页。

云才起处山先暗,日来沈时天口昏。

[1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1
之60,第334页。

野兽有时晨飮涧,居民无事昼扄门。

[⑦](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9,第3725-3726页。

[98](宋)苏辙:《栾城集》卷45《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第991、990页。

[38](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4《州县役人》,第390页。

[55](元)脱脱:《宋史》卷267《陈恕传》,第9196页。

原标题:学术 | 程民生: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与政府运转

[86](唐)杜佑:《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6页。

常规性的家庭财产登记,是官府征收赋役数额的依据,这一工作量很大的工程,都由基层吏人完成:“造五等簿,将书手、耆、户长隔在三处,不得相见。各给印由子,逐户开坐家业,却一处比照。如有大段不同,便是情弊。”[72]这种保障准确的三方对照方式,前提必须是书手、耆长、户长均会写字记数,才能“逐户开坐家业”。其中书手,是宋代以乡为单位配置的唯一常设人员,[73]负责编造并管理租税征收的各种文书,必须具备书写能力。因为朝廷要求州县账簿准确工整,有明确规定:“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降样行下,并真谨书写。如细小草书,从杖一百科罪勒停,永不得收叙。其簿限一日改正。”[74]他们承担对官府至关重要的账簿工作,包括编制二税版籍(租税簿账)、注销税租钞和结算上报、推收税租、编制差役簿账,并与贴司等共同参与检查灾情,据以决定如何减免民户的税役负担。[75]南宋时,信州永丰县令张允蹈,“尝治夏税籍,命主吏拘胥二十辈于县舍,整对文书。”其中一人逃匿他,靠“为揽纳人书抄”挣钱谋生。[76]胥是县级吏人以下的低级吏人,集中抽调用之于核对、整理税籍文书,显然是都善于读写算。

对于在职吏人,朝廷也不放松文化水平的检测。宋真宗即曾“召京百司吏七百余人,见于便殿。上亲阅试,勒归农者四百人。”[⑩]皇帝亲自检验吏人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淘汰400人,足见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69](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7《牓耆壮》,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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