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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三期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时代早期遗迹种类单一,共发现土坑竖穴墓葬28座,多数集中分布于T1506、T1507、T1606、T1607、T1608、T1706和T1707几个探方中,布局比较密集,排列相对整齐,但头向不一。是一处经过完整揭露的该时期墓地。这批墓葬均开口在东周层下,打破王湾三期文化地层。有5座墓出土了陶器和石器,其中M7出土了陶豆、陶觚、陶双耳罐、石斧、石凿的器物组合,豆和觚具有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特征。其它墓葬出土单个壶形器或单耳罐,颇有王湾三期文化遗风。M7出土的觚和豆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近似,可以确认是来自典型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但泥质灰陶双耳罐、单耳罐则显示了与丹江上游陕西地区夏时期遗存的密切关系。而随葬石器的传统,很可能来自江汉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中原、关中南部和江汉平原西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色。
  

   
田螺山遗址南距河姆渡遗址7公里,自2004年至今,在国家文物局和余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多次野外发掘,成为浙江省内迄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的多学科专家人数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2012年的田螺山发掘,按不同年份的不同工作区域划分,是第5次发掘的后半阶段。
   
   
   
在新的发掘中,积极探索改进考古传统操作方法、手段和理念,努力做到:一、考古发掘传统方式与操作手段革新相结合;二、宏观考古与微观考古相结合;三、考古发掘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四、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相结合;五、自主考古与中外合作研究相结合,从而使保护棚内的发掘工作重点向遗址早期堆积继续稳步推进。

   
2012年6月13日(周三)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会议室,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人类学系的迈克尔•理查德(Michael
P.
Richards)教授为在场的所内外学者和学生做了“利用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追踪古代人类和动物的迁徙”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研究员主持,他首先介绍了迈克尔•理查德(Michael
P.
Richards)教授的学术研究背景情况。迈克尔教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系,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至今已在《Archaeometr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近年,迈克尔教授又将目光转向利用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追踪古代人类和动物的迁徙方面,此次中国之行就带来了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的三例最新研究成果。

 

 

   
首先,迈克尔教授简要介绍了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原理,之后,报告了他们通过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对现代北美驯鹿和野牛的迁移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锶同位素分析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其次,他们将该方法用于对著名的尼安德特人的研究中,因为样品珍贵且稀少,所以,他们对样品的预处理方法进行了尝试性改进,采用激光剥蚀技术直接在牙釉质上采集锶同位素比值数据,大大减少了对样品的损伤。最后,他们与体质人类学者合作,对非洲类人猿牙釉质中的锶同位素进行了检测,再结合氧同位素的分析结果,证明南非类人猿群体中成年女性中大部分不是当地人,提示早期人类生活方式更接近黑猩猩。迈克尔教授的报告引起与会许多学者的兴趣,很多学者和学生就报告内容和自己关心的问题与迈克尔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束后,袁靖主任进行了总结发言,对迈克尔教授的来访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并对其出色的研究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会后,迈克尔教授一行参观了科技中心的扫描电镜实验室、环境考古实验室、年代学实验室和化学实验室等,与相关方面的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下寨遗址地处豫、陕、鄂三省交界,自古是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遗址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内容和呈现的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是研究边缘和交汇地带文化的极好个案。通过连续四年的发掘,初步弄清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建立了遗址的文化序列和编年,基本上确定了仰韶文化中期、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东周时期的聚落分布范围,为完善丹淅地区的文化序列和开展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下寨遗址发现的仰韶时代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墓地,填补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同类遗存的空白。(曹艳鹏、楚小龙)

 

            
                                                     

   
遗址最为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仰韶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墓地一处,发掘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117座。按墓主头向的不同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大致朝南,共58座,时代为仰韶时代晚期。其中M72和M106各随葬陶器1件,其余墓葬出土玉钺、石钺共22件。钺的形制与灵宝西坡墓地同类器非常接近,含山凌家滩文化也有部分此类形制的钺。经科学检测,大部分钺都是蛇纹石。第二类大致朝西,共43座,其中28座墓葬随葬有陶器,陶器多放置于腰坑之中,且成组出现,组合为长颈小壶或圈足簋上放置一钵,钵底部有穿孔。M86、M89和M198除腰坑随葬陶器外,人骨附近还随葬有红陶杯各1件。从随葬品分析,其年代大致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或略早。第三类大致朝北,共13座,7座有随葬品,其中有4座存在腰坑陶器和钺共存的现象。时代也应该为石家河文化时期,但是比第二类单出陶器的墓葬要略晚。其中M207长2.6米,宽1.5米,发现有葬具木棺的朽痕。棺内仰身直肢人骨1具,人骨左侧随葬玉钺、小石凿、玉环和小陶罐各1件。棺外东、西两侧放置罐瓮类陶器6件,泥器3件。此外,墓主盆骨下腰坑中也发现放置有陶器。这是目前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石家河文化墓葬。M207已经整体搬迁至室内,将进一步开展实验室清理和加固保护。第四类大致朝东,仅3座,未见随葬品。从层位关系分析应为仰韶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

   
第二期的以挖坑埋柱方式布置粗大柱网作为建筑基础的遗迹,露头于第⑥层下部,而带方柱的柱坑大多开口于第⑥层下、打破第⑦层。这些木柱大多为直角方体或扁方体,加工异常规整,表面还保留较多的斧、锛等工具痕,很多方柱单体巨大,一边长有的达到50厘米以上,大多在边长30-40厘米,现存长度最长还有近3米,在少量几根已解剖到底的柱子下部还有呈直角形开凿的卯孔,可能与木材的砍伐和运输方式相关。如此巨大的方体木柱的出土为国内史前考古所罕见,它们既代表了当时成熟的木构建筑加工和营建技术水平,也真切反映了先民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所付出的艰巨劳动。这些方柱的排列大多显示一定的规律性,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长方形、方形的布局形态,所以说本期建筑遗迹的单元形态相对比较清楚,发掘区北部呈现南北长20多米、东西进深约8-10米的一个长排房单元,木柱单体略小。它的东南方向,出土了众多单体巨大的方柱,且大致构成一个规模壮观的东西向坐落的建筑整体,面积近300平方米,从它所处的聚落偏中心位置和建筑规模来看,很可能属该村落中心大房子,并堪称是一座礼仪性建筑,而位于它西北面的规模略小的木构房屋,加上其北侧出土的大量日常生活废弃物,如牛、鹿、鱼等各种类的动物碎骨等,可表明它是一座村落日常居住建筑,并且它们两组建筑的有机布局也表明当时在同一村落中已出现了日常居住建筑和礼仪建筑的功能分区现象。结合居住区西边木构寨墙和小河、独木桥,以及更外侧的古稻田的发现,可以说初步探明了这一阶段田螺山遗址聚落布局的基本特征,并为开展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段,距今6500年左右。

 

  
   
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现存面积约6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0.8~2米,发现有明清、汉唐、东周、西周、二里头时代早期、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和仰韶文化等时期遗存。其中以史前和东周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发现各时期灰坑、灰(壕)沟、水井、陶窑、墓葬、瓮棺等各类遗迹共计2800多个。出土银、铜、铁、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质地小件1600余件,采集各种分析测试样本近2000余个(袋)。

   
上述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建筑遗迹清晰表明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营建技术具有循序变化的四个发展阶段,也由此实现了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发展过程探索的真正突破,必将在中国建筑考古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报告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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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遗迹主要是为长方形灰坑,数量众多,排列整齐集中,类似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的形制,但皆未见到人骨、随葬品的痕迹,不具备墓葬的基本要素,而且填土比较纯净,极少出土遗物,其性质有待进一步分析。

  
   
这些以打插密集排桩为基础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具有容易施工、承重性能不佳的特点,与河姆渡遗址和宁波江北区的傅家山遗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早期建筑遗迹非常相似,应属于干栏式木构建筑的第一阶段形态,以多点密集承重为技术特征,与早期低下的挖坑、木材加工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属河姆渡文化早期早段,距今7000年左右。在T205第⑦层下出土的有三级台阶的斜向放置的独木梯更直观地表明此阶段木构建筑的干栏式形态。

   
西周时期遗存较少,发现灰坑21个。形状有近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出土遗物主要是形态各异的鬲,另有豆、盂、罐、瓮等残片,时代在西周晚期。其中H380内出土完整的雄性黑熊骨架1具,比较罕见。

  
   
鉴于田螺山遗存的特殊丰富性,秉着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并重的精神,在发掘有序开展的同时,努力以全局眼光揭露和保护聚落遗迹,兼顾遗迹现场保护和展示的需要。在具体发掘中,除严格遵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外,根据前些年全方位多学科研究“课题”的设计方案和学术目标,继续坚持保留、处理发掘出土的文化层全部土壤,以完整、科学地提取各类遗物,进行分类存放,并尽力把丰富和完整的各类遗物与多学科手段紧密有机结合,深入挖掘、提取、保存和阐释各类文化遗存的“全”信息和“潜”信息。

2012年度发掘石家河墓葬局部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孙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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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的考古操作手段,保障了系统地获取反映古人生计模式(食物结构)和加工行为的大量有机质遗存,特别是通常考古发掘中不太注意收集的微小动植物遗存。这种方式的微观考古更使接近或重现真实和完整的历史成为可能,由此更可以说,田螺山考古为重建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历史打开了一扇最清晰的窗口。出土的山茶属植物遗存可能把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上推至距今6000年前。
 
   
   
六、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在发掘中和发掘后的应用持续推进,发掘现场和遗迹保护、展示协调进行,探索出一条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兼顾并重的文物考古工作可行之路。(孙国平、郑云飞、黄渭金、沃浩伟)

   
东晋至隋唐时期遗存主要是砖室墓30余座,随葬品有青瓷盘口壶、假圈足瓷碗、陶罐、铜镜、银发钗、铜钱等,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双鸟木雕神器(正面)
  

   
王湾三期文化时期遗迹主要为灰坑和瓮棺葬,此外还有少量灰沟和陶窑。瓮棺葬共发现45座,除W1、W2相距较远外,其余42座瓮棺葬布局密集,均处于同一层面上,可视为一个“界面”。瓮棺葬皆以釜、罐、瓮类陶器为主要葬具,死者均为婴幼儿。此区域当为集中埋葬婴幼儿的墓地。该时期出土陶器主要有侧装扁三角形足鼎、釜、小口高领瓮、大口罐、圈足盘、束腰器座等,纹饰以篮纹为主。另外在灰坑H189内发现了骨头雕琢的近“C”形骨龙2件。较完整的一件长约2.7厘米,头、角分明,首尾相顾,十分罕见。

  
   
在保护棚内1200平方米发掘区的中部、东部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初步清理出了以排桩式基础为特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典型遗迹局部。排桩大多露头于距地表2米多深的第⑦层下部,并穿过第⑧层,打破第⑨层,基本呈东北-西南和西北-东南两种垂直相交方向排列,木构建筑整体大致显示依托田螺山西南坡下湿软的海相沉积滩涂布置成东北-西南走向的干栏式长排房,单元和面积大小受发掘面积局限和因现场保护的需要,尚未清晰揭露。每根桩的粗细在1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的距离多数很近,约10~20厘米。

   
石家河文化时期遗迹类型主要是灰坑和墓葬。灰坑有圆形、近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出土典型器物有红陶杯、横篮纹罐、横篮纹高领瓮、宽扁足鼎和擂钵等。   

   
第三期的以挖坑、垫板再立木柱的方式布置柱网作为基础的建筑遗迹,这些带垫板的柱坑大多开口于第④层下,垫板数量1~6块不等,少量坑内残存短短的一段木柱,柱坑以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主,长度和宽度在60~100厘米,深度多在50~80厘米,它们构成的单元形态大体呈长方形或圆形。这些柱坑的特征明显是第二期建筑技术和经验的发展形式,也应是后代中国传统土木建筑结构和技术的成熟来源,距今年代约6000年,属河姆渡文化晚期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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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田螺山遗址2012年的发掘为科学系统地研究河姆渡文化,进一步确认河姆渡文化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发展进程,以及干栏式建筑起源、中国南方史前聚落形态、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南岛语族文化渊源等国内外重大学术课题均展示出多方面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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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土多件具有独特功用或高超技艺的神奇器物,极大丰富河姆渡文化内涵。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第四期的建筑以挖浅坑、垫石块、木条等杂物,再立柱,并在其周围填塞红烧土的方式营建房屋基础,柱坑开口于第②或第③层下,坑大小、深浅不一,单元形态局部也显示为长方形。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500年。
  

  
   
仰韶文化时期重要发现是揭露环壕聚落一处,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壕沟、陶窑和墓葬。其中G30规模较大,宽约2.95~3.3米,现深约2.1~2.7米,沟壁较陡,横截面接近“V”字形,可称为壕沟。沟内填土可分为四层,第一、二层包含文化遗物相对较多,为沟废弃后的填埋堆积;第三、第四层基本上不见陶片、烧土等文化遗物,填土纯净,越往下含沙量越大,应为冲积、淤积而成,推测为使用过程中的自然堆积。发掘和钻探表明,G30南部已经与滔河相连,现存平面大致呈梯形。G30外围还有一条与其平行且大致同时的小沟G31,宽1—1.5米。仰韶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G30以内,北部基本不见。初步可以确定G30、G31是仰韶时期环壕聚落的界沟。出土遗物主要是小口尖底瓶、钵、窄沿夹砂罐、釜形鼎等,根据其器物形态,初步判定为仰韶文化中期。

田螺山遗址发掘区第一期(第⑦层下)、第二期建筑遗迹
  

   
淅川下寨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下寨村北,地处滔河与丹江交汇处。遗址周围群山环抱,地势较为平坦。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库区建设,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3月至2013年1月对其进行了持续地、大规模地考古勘探和发掘,共揭露面积16000平方米。

  
   
另外,还系统获取了非常丰富的与村落建筑布局相关、反映古人生计模式(食物结构)和加工行为的大量有机质遗存,特别是多处鱼骨堆(坑)、牛头骨、鹿角、龟甲壳、稻谷壳堆、木屑堆、白泥坑、橡子和菱角储藏、处理坑等各类生活遗迹、遗物,为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在发掘中和发掘后的持续应用,并最终为重建中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史、真切再现先民生存状态打下坚实基础。
  

   
东周时期遗存基本遍布整个遗址。遗迹有灰坑、灰沟、水井、小型土坑竖穴墓和被破坏严重的陶窑。出土遗物主要为鬲、盂、罐、豆、盆等陶器,属于楚文化性质遗存。 

    
一、初步了解田螺山遗址聚落布局形态,为开展中国南方低丘湿地型史前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探路。  

石家河文化早期M200腰坑解剖 
  

   
二、清晰获知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营建技术四个发展阶段;首次在同一村落中发现日常居住建筑和礼仪建筑的功能分区;
基本确定干栏式木构建筑单元形态和规模;出土大量反映木构建筑高超加工和营建技术的方体木构件,为国内史前考古所罕见。
   
   
   
三、进一步揭示河姆渡文化早晚期水稻田具有因地制宜利用成片沿海沼泽湿地和天然雨水或小水塘、溪水等水源进行灌溉的粗放种植模式和初步成熟的农田耕作技术;同时,从典型地层剖面上发现河姆渡时期稻作农业的兴衰变化明显受制于全新世晚期沿海地区海平面起伏波动等自然环境因素。
   

   
在遗址村落居住区周围出土多片人工栽种的山茶属植物根须,对其进行的木材切片和包含的茶氨酸成分等相关检测初步表明,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栽种茶树遗存。这一发现可能把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上推至距今6000年前。
 
  
   
同时,在田螺山聚落居住区西侧的古稻田发掘区内,揭示出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以及位于稻田边上、并与村落相连的用大量小木条、树枝条、细竹杆等材料纵向铺设的东西向小路。更加重要的是在早晚期两个阶段稻田堆积之间发现了厚度在70厘米左右的纯淤泥层,它确凿表明在河姆渡文化中期,确定出现过一个阶段的明显海平面上涨过程以及稻作农耕环境退化的阶段性情况。此外,在深270厘米的堆积中还揭示出一个清楚的早期田块的转角,以及边缘略微隆起似田埂的迹象。这些新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河姆渡时期稻作农业技术状况以及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密切关系提供了珍贵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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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村落建筑遗迹和数千件常见遗物以外,还出土了多件独特遗物,如象纹雕刻木板、独木梯、双鸟木雕神器、木磨盘、木豆形器、长剑形木器等等,它们为见证河姆渡文化各方面超凡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以及先民的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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