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哈民忙哈遗址所揭示遗存的独特文化面貌与周邻地区已发现命名的新石器文化均不相同,根据对其文化内涵的认识,可确立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哈民文化”的发现,在空间上填补了以往区域考古工作的空白,在时间上充实和完善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和薄弱环节,在聚落考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哈民文化”地处科尔沁腹地,分布范围介于辽西、松嫩、吉长三大考古文化区之间,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该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为相关联地区新石器文化源流的探索、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区域间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555000.cnm公海船,    对厢涵工程线段内所发现的H1、H2和H3三座灰坑进行清理,其情况分别为:
  
   
H1:位于厢涵工程线路内,距长江北岸边约250米处。位于遗址的偏东处。灰坑内有约一半已被挖土机在施工时破坏掉,但仍可看出该灰坑的基本形制:此坑椭圆近方,两短边圆弧,坑壁陡直,壁面较平整,底部北高南低不甚规整。南北直径156厘米,东西残长110厘米,残深70厘米。内分两层,出土很多陶器,器形有鬲、尊、豆、罐、瓿等残件。因土质干枯坚硬,加之陶器火候较低,不易清理,致其大多已被破碎。之外,其内夹杂很多黑木炭和灰烬。时代为西周中晚期。推测铜钟和铜鼎都出土于该坑之内。其理由有四:一是根据编钟的高、宽、厚的大小,将这11个编钟和1个鼎积聚起来只需0.7立方米的容积完全可以放置;二是H1坑形规范、壁陡光平,是人工特意精心挖掘的窖穴,其容量远大于出土物体量;三是其内包含物陶器属周代,与编钟时代相同。四是挖土机工人胡伟讲述,这批文物就是在此处挖出。经省、市多个考古专家考证,此处尚未发现除灰坑之外的其他任何遗迹现象。

   
最令专家们兴奋的是,他们发现了距今将近50万年可以初步确定为古人类用火的火塘遗址。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罗志刚告诉记者,能控制火、用火加工食物,是人类踏入文明的重要标志。

    3.
本次发掘清理出保存完整的房屋木构架遗迹和房址内埋藏有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的现象,都是国内极为少见的。新石器时代单体房屋的木构架痕迹,在我国北方还是第一次发现并完整的清理出来,这对于史前房屋建筑的复原及营建技术的了解无疑提供了重要依据。房址内出土如此众多人骨遗骸此前还没有先例,这一发现除了对解释聚落废弃的原因等有重要价值,也带给我们更多的遐想和思考空间。

  
   
H2:位于厢涵工程线段内,西与H1相距20米。该灰坑呈不规则长形,长径3米,南端宽1.7米,中间宽1.5米,深20厘米。边缘不甚规整。出土器物除没有黑色灰烬外,陶器与H1内出土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有鬲、簋、粗柄豆等。
  
   
H3:位于厢涵工程线段内,西南距H1约156.4米。该灰坑略呈刀形。东西总长8.8米,南北宽2米,深1.5米,四壁略内收,但不很规整。出土少量陶片和明清时期的瓷片。
  
    出土器物有青铜编钟、鼎和陶器鬲、豆、簋、瓿、尊等。
  
    编钟
均属甬钟,大小没有太多悬殊。其鼓间和钲部、篆部纹饰的不同大约分三种形制:一种(Ⅰ式)铣间与鼓间直径之比尺寸悬殊偏大,近呈瓦扁形,篆部饰窃曲纹,其中一件钲部有铭文为:“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二种(Ⅱ式)外形同第一种,篆部由小乳丁排列、将枚与钲进行分割;三种(Ⅲ式)铣间与鼓间直径尺寸之比较小,近呈圆口,篆部多素面,枚偏细长。

    考古人员在山下一户农家租了房子,自己在村里买菜,由房东帮忙做饭。

   
2011年5~1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此前2010年在该遗址东北部曾抢救性发掘了1100平方米,累计揭露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哈民忙哈遗址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纬43°以北地区,首次大规模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初步探明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很可能是这一时期科尔沁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这里的多项重大考古发现,已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和重视。
2010~2011年,哈民忙哈遗址共清理房址43座、灰坑38个、墓葬6座、环壕1条。从聚落布局来看,所有房址沿东北-西南排列,自西北向东南方向成排分布,在发掘区范围不少于11排,每排3~5座,其中有些房址在排列中的位置略有参差,但布列基本整齐。灰坑散布于房址周围,坑口多为圆形或椭圆形,皆平底,出土遗物较少。房址间发现的6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除一座为三人仰身屈肢葬外,其余为单人叠肢葬,墓葬几乎不见随葬器物。现已探明聚落外围,东、西、北三面环绕有圆弧形围沟,其西、北两侧与古河道相临,且保持平行。

 

   
傅仁义说,庙后山周边环境阶地发育好,有山有河,适合奇蹄、偶蹄类动物生存,而古人类在1万年以前基本都是靠采集和狩猎为生,有大量动物存在作为食物来源,当然也适合古人类生存。

   
在2011年发掘中,有7座房址程度不同的清理出屋顶塌落的木质构架痕迹,有3座房址居住面上发现有人骨。F32是最大的一座,因失火而坍塌,房内堆积保留着大量纵横叠压的炭灰条痕迹。通过仔细辨认,逐层清理出的木质结构形状,基本反映出屋顶的建筑构架。现场观察,横梁位于房址中部,四角由承重柱子支撑,檩子搭建在主梁上,一端接地,一端聚向中间,檩子之间等距离铺设椽子。梁、檩、椽相互结合形成完整构架,初步判断房址的屋顶为四面斜坡式方锥形建筑。哈民忙哈遗址揭露出保存相当完整的史前房屋构架,在东北乃至北方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2012年8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高崇文、楚文化研究专家刘彬徽、陈振裕、孟华平等在“宜昌万福垴遗址考古发现学术讨论会”上宣布讨论结果:“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编钟及铭文和陶器,时代应属于西周中晚期,是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和突破。发现地点所在的枝江是早期楚文化探索的中心区域之一,此次发现的‘楚季’、‘公’等人物是研究早期楚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在我国南方地区属于首次发现,填补了早期楚文化研究的空白,对未来的楚文化研究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高崇文说:“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先生(已故)带着学术课题率领北大、武大和湖北省考古所、宜昌博物馆等单位的师生及考古工作人员,在枝江、当阳、远安等沮漳河一带苦苦寻找多年而未找到的早期楚文化遗存这次突然出现,这发现意义特别重大、非同小可,其学术价值不可估量。”刘彬徽无比兴奋地说:“这批文物的被发现在学术界‘石破惊天’”。  万福垴遗址位于湖北宜昌白洋镇工业园沙湾路万福垴村六组长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之上。地处宜昌猇亭东郊,枝江市白洋镇的西部,南面与宜都市隔江相望。万福垴遗址地形包括其东西部属广袤的长江沉淀淤积平原,东北约1500米旷地之外有丘陵向西蜒宕,西部平地一直与猇亭接壤。地层距地表5米以内属周代以前长江涨水沉淀的油砂性壤泥层,地表耕土层以下属西周文化堆积层,文化堆积较单纯,土地肥沃深厚。若无江堤为障长江洪水期仍可直接淹没此处。  
  
   
2012年6月18日下午,宜昌当代市政工程公司在白洋工业园沙湾路万福垴村六组进行自东向西直通长江、长达600米的厢涵工程施工时,在(暂名H1)距离长江北岸约250米处,操作大型挖土机的胡伟挖出铜鼎一件、编钟十件。发现文物后,宜昌市文化局和宜昌博物馆组织调查勘探人员,赶到文物出土现场,立即让施工单位停工后,在出土铜钟和铜鼎处挖出土层的堆放处,经过再次翻动又发现编钟1件,并发现很多周代时期的陶片。随即,在已揭去表土的地段内发现了3个灰坑文化遗迹(编号分别为H1、H2和H3),并对灰坑进行了清理。经过初步钻探在厢涵道北部和南部发现了与编钟时代相同的西周遗址。现将勘探和试掘情况作简略报道:
   
   
6至8月间,先后对万福垴厢涵道的西部和南部进行了初略勘探,发现该地是一处楚文化性质的西周时期的遗址。
  
   
由于遗址的东南部是约480多亩的杂草的地,并且百分之八十的面积被积水浸泡,不易对其全面深入地勘探以寻找遗址范围,但通过部分地域空隙和草丛内的沟渠的多种迹象,对紧靠厢涵道东南部区域的勘探,据现已掌握的情况看,此遗址自西北向东南方呈不规则形分布,遗址周边多有浅沟壑和积水,不明其是否与遗址同期形成还是后期改田所致。寻找遗址面积约5.5万平方米,其文化遗存多呈零散分布,其中文化层堆积一般厚达78厘米。

 

(《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28日6版)

(《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28日8版)

   
西方学者从遗传学角度计算说我们是从欧洲或非洲迁移来的,时间是距今六七万年到四五万年,真的是这样吗?庙后山发掘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另外,在发掘方法和研究手段方面,制定了严密的田野考古工作流程,摸索出一套有益于史前聚落遗址发掘的科学方法,并本着精细发掘的原则,系统提取了各类供实验室检测的样本。通过各种自然科学手段获取相关考古信息,拟进一步开展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生业方式、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合作研究。(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该地的工业园区是宜昌高新区新近拓展的一个新园区。园区面积80.66平方公里。总投资828亿元,整个园区开发完毕、工业总产值至少达到5000亿元以上。
由于工业园覆盖面积大,动土范围广,加之遗址覆埋深,因多种原因勘探工作不可能实施全面,仅在约6千亩地现有动土的区域内进行了现场踏勘和调查,除万福垴遗址外还在甘家河和中沙湾发现两处遗址。中沙湾遗址,处于万福垴的东南部约1500米,在新开挖的沟渠内,暴露出该遗址东西长约300米。遗址覆盖地面以下2.2米深,文化层厚60厘米。出土陶片多为泥质灰陶,有少量黑陶、红陶,器物主要是鬲、盂、豆、罐之类,时代为东周。  
  
   
万福垴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周代遗址,遗址已经出土了重要的铜钟和铜鼎以及早期遗迹和陶器。一次性出土西周编钟达十多件,在湖北还是首次,全国一次性出土如此多的西周楚编钟也是首次。为了获取该遗址更多更翔实的资料,并破解已出土铜钟和铜鼎的文化内涵,寻找与这批铜器相匹配的或城址宫殿或相当规模的聚落址等文化内涵,以及了解西周时期当地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状态,解决早期楚文化的中心等疑难学术问题。因此我们将对该遗址拟作进一步的工作计划。(宜昌博物馆)

   
站在已经挖掘了2米深的庙后山山洞里,四壁的地层中有石器、炭粒出土,脚下,还伏着巨大的梅氏犀化石,从脚到头,就是上百万年的岁月。

   
哈民忙哈遗址发掘出土遗物近千余件,主要是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蚌制品。在房址居住面上成组出现的斜直壁筒形罐、深腹斜口罐、小口双耳溜肩壶、敞口斜壁平底盆、敞口弧壁浅腹钵,为陶器基本组合。石器有耜、斧、凿、刀、磨盘、磨棒、杵、盘状器、环形器、镞和镶嵌石刃的复合工具等。玉器出土的数量不多,双联璧、环、钺等选料讲究,制作精美,器形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同类器十分接近。骨、角制品以生产工具为主,常见有骨匕、骨锥、骨针、骨镞、角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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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石器、火塘,这次发掘到现在,还在原生地层出土了超过1万件的动物骨骼和牙齿化石。

    1.
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呈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门道朝向统一,排列整齐,外围有环壕相绕,说明聚落在营建之初经过统一规划。通过2010~2011年两次发掘,已基本掌握该聚落的整体规模和布局。遗址埋藏条件良好,出土遗物丰富。从清理出有明显过火痕迹坍塌的房址和极为震撼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殉难场所分析,该聚落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突然废弃的,而凝固历史瞬间遗址所保存的原生状态,为聚落形态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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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仁义告诉记者,古人类遗址不是随便确定的,必须具备3个条件:有人类使用的石器(工具);有用火的痕迹;有人类化石。

   
哈民忙哈(蒙语意为沙坨子)遗址位于内蒙古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偏南约20公里,南距通辽市50公里,介于西辽河及其支流新开河之间,地处西辽河平原东部,科尔沁沙地的腹地。遗址坐落在一片沙岗地的南坡上,地势相对较高,西北部为一条古河道所环绕,东南部地势平坦,间有沙坨、草甸和湖沼散布。近年由于过度垦植、放牧和持续干旱,地表水已完全干涸,土质沙漠化严重。

  
    铜鼎
器形偏大。立耳较大微外撇,厚方唇,下腹大于上腹,牛首形蹄足,腹饰扉棱和凤纹,少有地纹。
  
    陶器
正在整理修复之中。经初步修复,器形有鬲、簋、尊、瓮、粗柄豆等器物。
  
    鬲
红黑陶与橙红陶。为圆唇高领,鼓肩,微瘪裆,刀削足。肩堆塑小贴饼。
  
    簋 褐陶。口沿较宽,唇微侈,下腹鼓折,喇叭圈足有镂空。
  
    豆 红陶。高粗柄式。
  
    尊 褐陶。敞口,肩微折下腹斜收,腹饰细绳纹。
  
    罐 黑陶。圆唇,高领,鼓腹,有暗纹之外,还有很多陶片。
  
   
H1和H2以及在文化遗址内采集的陶器残件标本均属同一时代。在器物类型上为西周时期(如簋同沣西和蕲春毛家嘴西周的同类器);鬲的特征甚至有更早的遗风(如高领鬲和其肩部堆塑小贴饼(乳丁);另还有尊的特征);编钟也与湖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部分西周编钟相类似。如Ⅰ式编钟与郑州出土的西周编钟相近;也与武汉陈列的一个西周编钟近同,与藏北京保利博物馆西周中期晋国大臣戎生钟周懿王时钟和山西西周晋侯苏(前846年)周厉王时钟大同小异。Ⅱ式钟与陕西长安县普度村出土的周穆王时钟、安徽安庆太湖弥陀镇界岭村西周钟以及湖南永安镇捞刀河一支流出土西周钟大体相同。
  
   
在对编钟、鼎和遗址包含物的时代断代中,经过国家、省的相关专家两次赴宜对其专题讨论并同时征求多个专家的判定,众多意见完全一致:时代为西周中晚期。
  
    除万福垴遗址外,在周边还发现了东周遗址。

   
傅仁义教授告诉记者,在发掘中他们还发现了一颗动物粪便化石。粪便也能成为化石保存下来?这让记者感到有些吃惊。傅教授说,因为这是斑鬣狗的粪便,现代的鬣狗也是一样,牙齿特别有劲,能嚼碎骨头吞下去。

   
哈民忙哈遗址发掘的房址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多数面阔略大于进深,均为半地穴式建筑。门道设置在居室的东南,呈凸字形,朝向统一,方位集中在130°~145°之间。按房址半地穴面积(不包括门道),可分为四种规格:小型房址9座,面积小于10平方米,最小的仅有6.8平方米;中小型房址数量最多,面积在10~15平方米之间,共22座;中大型房址6座,面积为15~20平方米;大型房址6座,面积超过20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座面积近38平方米。房址的穴壁较直,一般深0.3~0.5米左右,最深的0.75米,最浅的仅残留0.1米。居住面平整,保存较好的房址居住面和穴壁壁面见有烧烤的痕迹,呈红褐或黑褐色,局部烧烤深度达2~3厘米。灶坑位于居室中部偏向门道一侧,平面为圆形,口径大于底径,壁面较硬,留有青灰色的烧结面。有的坑体外缘叠筑有马蹄形灶圈,个别灶内遗留有陶具(支脚),多数灶底发现草木灰。柱洞有明柱和半壁柱两种,分布较有规律,一般沿穴壁内侧排列,或置于灶坑四角,或对称发现于居住面上。

 

按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的布方,考古人员正在安排发掘工作。记者金松摄

   
遗物集中出土在房址居住面上,房内堆积包含遗物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亦有部分房址在半地穴外缘发现有完整的陶器、石器和骨器,甚至成组的生产工具。这种现象在以往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发掘资料中很少见于报道。还有一些现象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同样是半地穴式房址,为什么有些房址的面积非常小?在9座小型房址中有4座房址(F6、F18、F25、F35)面积仅有6~7平方米,但居住面上出土的遗物却很丰富。现场观察这类小型房址,除去灶坑和摆放的器物占据的空间外,供人们活动的场地小得可怜。其二,哈民忙哈遗址房址的门道普遍较长,已发掘的43座房址中,门道长1.5~1.8米的有19座,长度近2米和超过2米的有7座,这里还不包括因局部破坏而无法统计门道长度的房址。这种情况在辽西地区同类型房址中比较少见。其三,大多数房址开口的水平面上,往往发现有似柱洞的黑土圈,分布于半地穴房址的周围,距穴壁外缘0.3~0.5米不等,一般很浅,没有任何加工的痕迹。其四,在发掘中遇到有些房址开口时划定的范围大于清理出的半地穴面积,也就是说不排除该房址废弃时半地穴内的堆积与其划定范围的堆积具有共时性。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哈民忙哈遗址半地穴式房址外围应有一圈“二层台”,即每座房址(至少是大部分房址)营建时范围要大于半地穴面积。

   
所谓布方,就是用绳子把准备发掘的地点纵横圈起来,一般以1平方米为一个发掘单元。

   
F40位于发掘区东南角,平面形状和结构与其他半地穴式房址没有区别,面积18平方米。该房址房住面上出土98具人骨,除西南角外层层叠压,场景极为震撼。出于对现场的保护,无法对叠压的人骨全部进行鉴定和统计。在可观察的个体中,性别明确者21例,男性7例,女性14例,男女性别比例为1:2。年龄段明确者56例,平均死亡年龄26.27岁,未成年个体12例,成年个体46例,未成年与成年个体比例为1:3.8。人骨分布状态有仰身、俯身、侧身,头向面向各异,无明显规律,其中东北壁至少有9个颅骨聚拢叠压在一起,在房址中部偏北和门道附近也有类似现象。在狭小的空间内埋藏着大量的人骨,这些人骨出土于房址里而非埋葬在墓葬内,可以判定为非正常死亡。在房址居住面上埋葬如此众多人骨的现象极为罕见,是此次发掘的重要考古收获之一。

 

   
哈民忙哈遗址发掘,首次发现这类遗存的原生堆积,并揭示出带有环壕的聚落。哈民忙哈遗址房址结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具有明显的地域考古学文化特点。陶器基本组合,尤其是富有鲜明特点的麻点纹、方格纹及施纹方式,区别于辽西地区已发现命名的新石器文化,由石耜、石凿、磨盘、磨棒、盘状器、石杵、骨锥、骨匕、蚌刀等构成的生产工具组合也与周邻已知考古学文化不同。目前这类遗存仅见于西辽河以北科尔沁地区,年代大体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相当。鉴于哈民忙哈遗址系首次对这类遗存的大规模发掘,且遗址文化内涵单纯,出土遗物及其特征组合具有代表性,我们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哈民文化”。

   
因此,在发掘后,要留下地层剖面,从上到下,从洞穴最顶部到最底部,不管有没有东西发现,都要搞到底,发掘到岩层,以解剖洞穴整个深度和各层文化时代的变化;不管是对考古业内人士还是对参观者,都要说清楚每一地层相当于什么年代、出土了什么。

 

   
也有大型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可能是死后被水冲到洞穴中,堆积下来成为化石。

    2.
哈民忙哈遗址发掘房址43座、平面皆呈“凸”字形半地穴式建筑,按居室半地穴面积可分为小型、中小型、中大型和大型四种规格,据现场观察分析,我们认为该遗址发现的房址半地穴外围应有一圈“二层台”,即这类房址营建时空间范围要大于半地穴居住面的使用面积。以往这种现象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发掘者观察不够细致,所以通常发表的资料仅注意在界定的半地穴范围内对房址平面现象进行观察和报道,这显然不利于聚落形态的进一步探讨。哈民忙哈遗址发掘揭示出房址多样化观察的兴趣点,突破以往常规的做法,扩大对每一座房址周边活动面的观察,使得对它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更有价值的高度。

 

   
哈民忙哈遗址是迄今在科尔沁地区最大规模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该遗址聚落保存完整,出土遗物丰富,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就其学术意义提出以下四点认识。

   
傅仁义说,其实庙后山洞穴在古人类进入以前地层就已经开始形成堆积了,大概在距今60万年到80万年前,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古人类逐渐进入,从大约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此后古人类离开,洞穴继续堆积,直到封满。

   
考古队判断,这里面大量的食草动物可能都是被食肉动物猎杀后拖到洞穴里的,在化石上还留有啃咬的痕迹。

   
斑鬣狗吞食骨头后排出的粪便因为含有大量骨质成分,所以能成为化石保存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

    而这次考古学家们在上次发掘点的东面发现了一整堆灰烬的遗迹!

   
关莹说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北方过去气候环境恶劣,现代人是六七万年前从欧洲、非洲迁移过来的。而现在的庙后山人最保守的估计也在30多万年前,有可能就是现代东北人的祖先。

   
现在人讲究客厅、书房、厨房,庙后山人也不是一个山洞可劲造,想搁哪干啥就干啥,洞里也分成多个区域,每个区域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功能,每一件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傅仁义把这称为庙后山人的“生活居住面”。

   
从“东北第一人”,到“东北第一火”,庙后山不断地展现着自己的神奇和神秘,现在,还有至少1米深的地层等待发掘,在这跨度可能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年的地层里,谁也无法预知还会有什么发现。

   
晚饭后就在农户院子里整理标本,把发掘到的动物化石和石器等清洗、记录、装袋。关莹说,在清理前次发掘的回填土中,考古队就发现了100多件石制品,其中也有少量石器。而在原生地层中,更是有大量的古动物骨骼、牙齿化石发现。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傅仁义教授曾经参与过上个世纪庙后山遗址刚刚发现时的发掘工作。

 

 

   
梁志龙介绍,现在庙后山遗址保护规划省里专家已通过,整体遗址保护规划涉及以后展示、开发利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等。

   
傅仁义说,罗志刚曾参与过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实践经验非常丰富,这次一发现有疑似炭粒,马上停止发掘,仔细观察分析其周围散布面积和灰堆厚度,确认这是人类用火遗迹,而且是集中用火。

   
本溪庙后山古人类遗址再次发掘两个多月来,国家和省市县的专家们已经发掘出各类古生物骨骼、牙齿化石上万件、还有上百件古人类的石制品。

 

   
罗志刚说,这个火塘遗址是和前次发掘处于同一年代地层的,根据前一次的测年结果,距今大约在30万到50万年之间。火塘的出现,代表着当时的人已经会用火把肉烤熟了吃;碎骨则说明当时食物匮乏、吃肉后他们还要砸骨吸髓。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关莹告诉记者,他们是7月25日布方进场的。

    你见过百万年前的犀牛吗?

 

   
如果发掘能够发现化石或其他证据把这一年代再提前,东北地区就可能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至少可以说明东北人不是从别的大陆迁移过来的。

   
他说,庙后山遗址正串联起本溪水洞、关门山、汤沟一线景点本溪丰富的地质景观和自然景观,作为人文景观,当然也必须好好利用。

   
而在洞口处年代更早的地层里他们还发现了零星的疑似炭粒,已经取样送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检测,如果能够确认,庙后山古人类生活的年代将可能被提前20万年。

   
罗志刚告诉记者,从现场情况看、分析,灰烬所在的地点就是个火塘,底层铺了一层石头,是洞内就地取材的灰岩,说明这是人为控制的,火塘边还有很多烧骨。

   
这些动物骨骼能够保存下来,都是因为被钙质侵入,已经变成了化石。记者金松摄

    出土超万件动物骨骼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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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莹希望能在这次发掘中发现更多更早的古人类活动的遗迹,比如人类化石或是石制品、火堆灰烬等人类遗物,把东北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年代提前,“石器是最容易确定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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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庙后山地区在人类处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3个时期都有人类活动,并且都有考古实物发现。其中,庙后山山洞朝阳,洞前有阶地,距河流高、远适中,取水简便,涨水又淹不到,自然也就成为当时庙后山人居住的最佳选择。

    洞里“客厅”“书房”全都有

   
在距今约100万年前的地层中,考古队发现了几乎一整具梅氏犀的骨骼化石,罗志刚说其石化程度明显高于上地层。

   
本溪博物馆副馆长梁志龙说,这次庙后山再次发掘,不仅仅是要做科学研究,也是为下一步对这一古人类遗址进行保护和展示做前期准备工作。

    你能想象出近百万年前的动物留下的牙齿化石吗?

   
今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霞任执行领队、包括中国科学院高级工程师罗志刚、专攻旧石器的关莹博士在内的考古人员进入庙后山发掘。

    庙后山或建考古遗址公园

    东北人是土生土长的吗?

    他说,那个时候发掘出来的用火痕迹都是零星的炭屑、烧土块之类的。

    用火塘烤肉用石头砸骨

   
关莹说,他们每天早上7时30分上山,中午11时30分下山,下午再从1时半在山上呆到5时半。

    你知道什么动物的粪便能成为化石留存几十万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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