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帖卷后另有鲜于枢的题跋,说:“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

编辑/排版:郭磊峰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之《世系》为定王瑜、简王、灵王、景王、悼王(王子朝)、敬王、元王、定王介,前后有两个定王,但名不同。因此韦昭质疑,应当是贞王。此后一直争论不休。

唐朝颜真卿《祭侄稿》

他又听了宫廷音乐《小雅》和《大雅》,也顺便夸奖了几句。他在鲁国,除了周代音乐以外,还见识到了前代的音乐歌舞。他最满意的是相传为大舜乐歌的《韶》,这种音乐的乐器主要是箫。他说:“我已经听到并看到最好的了,再有其他咅乐,我也不想享受了。”后来孔子也是很欣赏《韶》乐的。

style=”font-size: 16px;”>(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国语•周语下》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国语•晋语九》 style=”font-size: 16px;”>

这是一篇“原生态”的文章草稿。勾圈涂改,满纸云烟。笔锋时露时藏,行笔乍行乍晦,墨色或润或枯,结构或聚或散,字形大小不一,都是随手而成。

李长之(1910—1978),季羡林的同乡、小学同学、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清华四剑客”之一,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师从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中国文坛和国际汉学界颇有影响,包括《孔子的故事》在内的诸多著作先后被译为外文出版。

商承祚2001 《殷契佚存》,《甲骨文献集成》(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

《祭侄稿》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由两纸接成,纵28.2 厘米,横72.3
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稿是颜真卿为堂侄季明所写祭文的草稿,追叙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抵抗安禄山叛乱而死的事迹。

当季札到鲁国的时候,孔子还很小,说不上立刻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孔子长大了,他是很佩服这个先辈的。孔子后来对诗歌的批评,也曾采取过季札批评豳地民歌“愉快而不淫荡”的见解而加以应用。孔子在晚年曾经系统地整理过《诗经》的乐歌,无疑是在这种重视音乐的气氛中得到了鼓舞,同时又是在鲁国特别保有这些文化遗产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作的。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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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父母的结合既不十分符合当时的礼制,而当时的礼制又特别沉重地约束着妇女,所以孔子的母亲过着不很称心的日子。孔子也就从小时候起,多懂得了一些人的脸色,多感受到了一些人情的冷暖,于是养成一个谨慎小心的性格,很敏感,很善于应付人,并习惯于遇事有所思索,总之,有点早熟吧。当然,由于孔子后来不断的锻炼,他并没有因此而流入孤僻和冷酷。

第二,古文字、古词语考释过分依赖文献和故训。我们强调文献与故训在古文字考释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常常说古文字考释功夫在字形之外,这是正确的。但物极必反,对于与土文献有联系的古书能够熟悉,释读与考释就落到了实处。对于像“大采”、“小采”这种古义失落的词语,反而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陈邦怀、郭沫若等都发现了“大采”、“小采”与《鲁语》之间的联系,但都未能破解,原因就是还在文献故训中转圈。董作宾能够凿破混沌,就是因为能够抛开旧注,从甲骨文自身去归纳。出土文献越来越多,通过出土文献自身辞例比勘归纳的方法也越来越重要。

颜真卿(708—784)字清臣,陕西临潼人,祖籍山东临沂。安史之乱期间,颜真卿抗贼有功,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并封为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他秉性正直淳厚,敢于直言。唐代宗时(762—779)时,宰相卢杞派遣年老体迈的颜真卿前去劝说军阀李希烈归顺朝廷,被李氏杀害。

季札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文艺批评家。就《诗经》说,他乃是第一个予以系统的批评的人。

第三,文义内证。

当年颜真卿写《祭侄稿》,临纸驰笔,悲愤交集,所思所想,诉之于文辞,又再三删改,完全处于“无意于书”的状态。颜真卿没想到,种种生动的笔姿,竞相奔来笔下。更没想到,这篇随手写就的文稿在后人眼里竟然比他精心结构的碑版楷书更具笔墨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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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font-size: 16px;”>吴王昏乃戒,令秣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系马舌,出火灶,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国语•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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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孔子的前三四代,由于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而逃到鲁国(在现在山东东南部、江苏西北部)避难的时候,这贵族的世家是日渐没落了。

[清]阮元校刻1980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

季札是一个博学而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对于听到的乐歌都有中肯的、深刻的批评。他听到《周南》《召南》两部分乐歌时就说:“真好呵,这反映出周代建国的基础已经有了,只是还有点草创的光景。其中表现着勤劳,可是没有怨意。”以后又听到郑地(在现在河南新郑县)的民歌,他对于郑地民歌的批评是:“这种音乐为什么这么细弱?很有享乐的气氛。——这个小国有些危险了。”又往下,便听到齐国(在现在山东的中部和东部)民歌,他很满意,说:“很舒缓,很深远,真是大国的气派,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呵。”再往下,是豳地民歌,秦国民歌,魏、唐二地民歌。他说:“豳地的民歌,愉快而不淫荡。秦国民歌还保持周朝原先的歌调。魏、唐两处的民歌,反映了俭朴而有远虑的习俗。”郐地以下的民歌,他是不满意的,但因为身为外交使臣,就不好意思多加批评了。

其构形本义与“隓”非常接近,是用手毁坏山崖,所以其本义就是毁坏。“克反商邑”是动宾结构,“克”与“反”是同义词联用。(李守奎,2014:131;李守奎,2015:199—200)

《给孩子的书法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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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编201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

卷后的张晏跋语,道出此稿书法之所以如此精彩的奥妙:书写委任状不如书写信札,书写信札不如书写文章草稿。因为,委任状是官方文件,须用端正的楷书书写,终究受拘束;信札出于一时情绪,颇能放得开;而文章草稿完全无心于书法,可谓“心手两忘”,就是这种自然的表露,书迹便成了一幅心灵的笔墨图像。

本文选自李长之

刘文典1989 《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

原标题:颜真卿《祭侄稿》:天下行书第二

第三,《国语》这部书保存古语尤其多,其形成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在孔子八岁的时候,吴国那个不肯接受王位的公子季札出使各地,到了鲁国。

《禹贡》开篇第一句:“禹敷土,随山栞木,以奠高山大川。”何谓“随山”?

鲁国虽然是个小国,但文化遗产却是很丰富的。并且不只在这时吴国季札所见到的是如此,就是过了三年,晋国使臣韩宣子到鲁国时,也因为见到鲁国所保存的哲学书《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而恍然大悟似的说:“周代的政治法律都保存在鲁国了,现在我才明白周公的本领以及周朝所以兴起的缘故了。”

以清华简《系年》为例,周厉王作“王(剌之省形)”,周宣王作“洹王”,周平王作“坪王”,尤其叙述卫国事“立悳(戴)公申,公子启方奔齐。(戴)公(卒),齐(桓)公……”,同一支简上同一人书写戴公之谥就有“悳”、“”不同写法。这些谥之异写共同的特点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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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汉字汉语研究》编辑部授权发布,引用本文请参阅正式出版物。)555000.cnm公海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孔子幼年时代的鲁国文化空气

裘锡圭指出该字是表意字,象用手使‘阜’上之土堕落(详见下文)。用手使“阜”上之土堕落,也就是毁坏阜,《说文》“败城曰隓”之释义基本准确,只是阜不必限定为城阜,隓城、隓山皆可曰“隓”。韦注毁坏根据充分。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李守奎、刘波2012 《续论隓字构形与隓声字的音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在现在河南、江苏交界的地方)的贵族,如果再往远里说,他们还是殷代贵族的后代。孔子在临死的时候也曾说自己是殷人呢。

[汉]司马迁撰2013《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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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在扩张过程中,不断灭国置县。

季札在鲁国有机会听到鲁国所特别保存着的较完备的周朝乐歌。那些乐歌大部分保留在现存的《诗经》里,连次序也和现存《诗经》中的大致相符。这说明鲁国有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

罗竹风主编2008 《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孔子生的这一年是公元前551年——周灵王21
年,鲁襄公22年。距现在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光景。

从文义上看,“大采”应当与“小采”相对应,这样文义更加顺畅,《国语》却是“大采”与“少采”对应。如果说“小”与“少”义近,或“小”与“少”音近,都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从古文字的角度去理解就更加准确。商承祚以出土文献证明“少采”就是“小采”,非常正确(商承祚,2001:460)。六国古文“小”与“少”是同一个字,楚文字中就没有“小”,“大小”之“小”皆作“少”。“小”与“少”两个词之间的区别特征不是“丿”画之有无,少下加“子”才是少长之“少”。以“丿”之有无作为“小”与“少”的区别特征大概在秦汉时期以后才完成。古文献都经过隶书的转写,这个“少”可能就是转写未尽,是战国文字的孑遗。如果从语义和语音上解释都不很贴切。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原标题:李守奎:《国语》故训与古文字

《孔子的故事》第一、二节

韦注:“堕,毁也。”

可是不幸的是,孔子只有三岁,父亲孔纥便亡故了。他母亲因为舆论的压迫,连丈夫埋葬的地方也一直没有告诉过孔子。那时,他家正从陬邑(在山东泗水县东南)移居到鲁国的国都曲阜。

其“隓”字作,“隓山”与《禹贡》、《周语下》的“堕山”显然密切相关。裘锡圭对此有详尽的阐释:

孔子小时候得不到什么合适的玩具,他只是爱模仿祭祀,摆上小盘小碗,学着行礼玩儿。这就是他常做的也几乎是惟一的游戏了。

陈剑2013 《释“疌”及相关诸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孔子所生长的鲁国的文化空气就是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007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简称:集成)

孔纥和颜徵在很希望得到一个儿子,他们曾在曲阜东南的尼丘山上祷告过。后来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便给这孩子取名叫丘,别名仲尼。这就是后人习惯上尊称的孔子。“仲”是老二的意思,这说明孔纥在和徵在结婚以前有过妻子,而且有过一个儿子了。

定王,顷王之子,灵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当为“贞”,贞王名介,敬王子也。是时大臣专政,诸侯无伯,故王室遂卑。

孔子的父亲叫纥,字叔梁,是鲁国一个职位不大的武官,他很有力气。有一次,几个诸侯国家去攻打一个叫偪阳(在现在山东峄县南)的小国,鲁国也参加了。孔纥就在鲁国的军队中。当他们攻入偪阳城的时候,守城的人把一种闸门放了下来,先入城的队伍眼看就被隔断在城里了,这时孔纥却用双手把闸门一掀,掀起来了,先入城的军队才得以完全退出来。这事发生在公元前563年,离孔子出生还有十二年呐。又有一次,孔纥和其他两个鲁国将领,率领三百武士,打退了齐闰的侵扰。这事发生在公元前556年,离孔子出生只有五年。这就是我们所仅仅知道的关于孔子父亲的事迹了。

韦注“少采”云:

原标题:孔子的故事 | 孤苦的幼年与鲁国的文化空气(第1期)

style=”font-size: 16px;”>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国语•周语下》 style=”font-size: 16px;”>

没落的贵族和孤苦的幼年

韦昭就是因为知道“闲”与《春秋》经、传的“灭”相对应,才以“闲,候也,候其隙而取之”曲折相就。先把“闲”训为侯,再增字为训以与“灭”疏通。这是训诂之忌讳。整理报告读为“县”,证据有三:

孔子的母亲姓颜,叫徵在,当孔纥和她结婚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可是孔纥已经上了岁数了。他们的结婚是没有经过当时社会上所通行的完备手续的,因此遭到了社会上的奚落。

参看《史记·周本纪》之《集解》与《索隐》。司马迁:《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198页。

古书中的疑难词语一向是训诂的焦点,清代因为古音学的发展,学者因声求义,解决了古书中大量的疑难问题,达到一个学术的高峰。十九世纪末,甲骨文问世;二十世纪末,楚简大量发现,古文字材料极大丰富。目前古文字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文献释读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探讨也更加深入和细化,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与训诂学、古音学结合日益密切。就《国语》故训研究而论,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

徐元诰《集解》罗列众说,主要是韦昭的“定王当为贞王”和吴曾祺“定王当作贞定王”两说,结论是“诸说分歧,难为定论矣”(徐元诰,2002:102)。现在通行的历史年表一般在元王之后是“贞定王”。古书中此处有贞王、有定王,并没有贞定王,皇甫谧为了调停异说而杜撰。纵观历史记载,周三十七王,无一用双谥,何以唯独此王破例?如果考虑到出土文献谥无定字,多用同音假借就并不难理解。

袁金平2011 《利用清华简〈系年〉校正〈国语〉韦注一例》,《社会科学战线》(12)。

小臣单觯:王后反克商。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系年》:(武王)克反商邑。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 style=”font-size: 16px;”>

《国语》故训与古文字

这是不刊之论。“隓”在古文字中有“堕、随”等多种读法,是同一个字(李守奎、刘波,2012:654—660;李守奎,2015:239—250)。分化为“堕、随”也是秦汉时期。用隶书转写古文的过程中,有些没有按照分化的标准转写,训诂学家却按照分化后的区别理解古书,就会出现像“随”与“堕”这样的误解。

贰、依靠古文字释读遗失的古义

style=”font-size: 16px;”>天命禹敷土,隓山,浚川;乃畴方,设正,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 style=”font-size: 16px;”>

其中的“秉㯱”读为秉枹或秉桴,古之成语,音义俱通,释读很容易。

其中“克反商邑”,按照读书惯例很容易理解为战胜叛乱的商邑。“反”解作叛乱,是常训,但辞例不通。此时商是拥有天下的统治者,叛乱的是周武王而不会是商。历史学家可以把周之叛说成是“革命”,但无论如何不能颠倒黑白说成是商之叛乱造反。这个“反”与上举《国语》等书之“反”有同一个来源,我认为“反”字的演变过程是:

在先秦文献中,有些词语的古义出现频率比较低,致使其失传,三国时韦昭作注,根据上下文义推测,多有讹误。

司马迁《夏本纪》将此句译作“行山表木”。

其中“逾”与“上”相对,陈伟指出,“上”为溯水行进,“逾”为沿流顺下(陈伟,1986)。其后,又将此文义与上文所引《国语》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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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奎

楚文字的“”即“闲”字,在《左传》中用“县”,在《国语》中用“闲”。《国语》以文字转写的形式保留了闲的古义,后代却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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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可或缺的证据。上文第四条辞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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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编201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中西书局。

尽管不得其解,但其后一千多年无人质疑。直到甲骨文问世,经过学者的精心研究才知道“大采、少采”与“衮织、黼衣、五采、三采”皆无关系,而是商代一日之内记时用语。董作宾归纳出武丁及文丁两世一日之间所区分的七段:

第二,古书经过复杂的传抄与整理过程。古人的用字习惯与古书的整理方式都会对文本中的用字构成影响,随着材料的丰富,逐渐成为可操作的研究方向。

一、堕山与随山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陈、蔡,杀蔡灵侯。(第十八章)

楚灵王立,旣 style=”font-size: 16px;”>陈、蔡,景平王即位,改封陈、蔡之君,使各复其邦。(第十九章)

style=”font-size: 16px;”>秦异公命子蒲、子虎率师救楚,与楚师会伐唐, style=”font-size: 16px;”>之。(第十九章)

style=”font-size: 16px;”>吴泄庸以师逆蔡昭侯,居于州来,是下蔡。楚人焉 style=”font-size: 16px;”>蔡。(第十九章)

style=”font-size: 16px;”>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谓:朝日以五采,则夕月其三采也。

如果我们承认陈剑先生所说字中的是镞声的说法,也承认何景成

第二,陈剑认为“疌”之本义就是挟,与《国语》正好相合。

style=”font-size: 16px;”>蔡昭侯申惧,自归于吴,吴泄庸以师逆蔡昭侯,居于州来,是下蔡。楚人焉县蔡。(《系年》第十九章)

第一,古语、古义都会有遗失,我们不能囿于自己所见怀疑不曾见到语言现象的真实性,也不能用后代的语言文字强解古代。

责任编辑:

袁金平很快就指出韦昭注释“闲”之误,其用法与《系年》相同,并认同整理报告读为“县”(袁金平,2011)。这又是一个失落了古义的古语,“”字相同的用法在简文中出现四次:

清华简《越公其事》与《国语》密切相关,由于由我执笔,所以对《国语》及其旧注再次研读,对其中一些来源古老的词语再度关注,其古义或存或失,故训或近是或谬误,很长时间内都是读书的障碍。一方面,随着古文字材料的不断发现,一些疑难问题涣然冰释,不仅提高了我们释读古书的能力,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文字的认识,而且对理解传世文献的传抄与成书过程也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国语》中一些正确的训诂对我们释读古文字又有很大的帮助。在此拈出数例,略加陈述,期望能够举一反三。这里说的“古文字”或指古文字材料、或指古文字构形,是广义的“古文字”。

四、结论

(原载《汉字汉语研究》2018年第2期)

裘锡圭2002 《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6)。

我个人认为,这个失落的古义从古文字构形上可以得到解释。

《孔疏》引郑玄注:“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为道,以望观所当治者,则规其形而度其功焉。”伪孔传:“随行山林,斩木通道。”《淮南•修务训》:“随山刊木。”高诱注:“随,循也。”大致意思都是“随着山岭的形势,斩木通道,以便治水”。其后唐宋学者各有阐释,意思略近(顾颉刚、刘起釪,2005:525—526)。

“”字早见于曾姬无恤壶,从门,刖声,即“闲”字异体,是典型的楚文字(李守奎,2003:669)。传世文献中相对应的是“灭”:

韦注:“反,拨也。陴,城上女垣。”《汉语大词典》在“反”的“毁坏、推倒”义项之下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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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采”、“少采”古义之启示

style=”font-size: 16px;”>闲,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鲁昭八年,楚灭陈;十一年灭蔡。

第四,韦昭之注有不足或错误,可以通过新发现的古文字补证或纠正;但更要关注其所提供的有价值信息,结合古文字考释,解决其它古书中的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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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充分利用古文字材料,解决先秦学术中的疑难问题,重新解读那个遥远的时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机遇和责任。

“定”与“贞”古音极近,都是舌音耕部字,定从正声,正从丁声,贞从鼎声,丁、鼎古音更近。定王或贞王,可能是来自不同的抄本,甚至同一抄本也可能如《系年》“卫戴公”之书写不同。为了和灵王祖父相区分,统一转写为“贞王”即可。韦昭未必知道这些道理,但他断此定王与贞王为一人是对的。

提 要 《国语》中部分词保存了古老的意义,其后逐渐遗失,韦昭注多有疏误,根据出土古文字材料可以予以纠正;《国语》韦昭注中还有一些词语的僻义或异说,结合古文字材料,对解决其他古书中的疑难问题有一定作用。将古文字研究与训诂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和深入认识古书的传抄过程。

有了甲骨文的知识再看《国语》之“大采”、“日中”、“少采”、“日入”,显然是一日之中的四个时段,与甲骨文时段有密切的联系,古书文义豁然贯通。

二、“闲”之古义

较之“反其陴”的流传,“克反”更是流传有序:

[清]孙希旦撰1989 《礼记集解》,中华书局。

style=”font-size: 16px;”>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国语·周语下》) style=”font-size: 16px;”>

“县申、息”与“县陈、蔡”结构相同。

俞氏否定韦注,并指出“经”是假借字,都是对的。但对“经”的解释,引经据典,十分迂曲,以读辞例,依旧不顺。

style=”font-size: 16px;”>文公诛观状以伐郑,反其陴。(《国语•晋语四》)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兹以武丁及文武丁两世之卜辞为例,其纪时之法,曰明、曰大采、曰大食、曰中日、曰昃、曰小食、曰小采,一日之间分七段,夜则总称之曰夕也。(董作宾,1977:30)

由于“反”字形简化,承载了“反叛”、“返还”等常用义,其本义几乎被湮灭,不绝如缕,只在两个比较固定的组合中出现,致使古人也或有误解。韦昭之注“拨”,虽然不够明晰,但基本正确,对古文字的释读依旧有着重要作用。

清·俞樾:《群经平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九,483页下。

这是大家久已熟知的典型例子。

毁与坏是同义词,与堕并属同源词,自韦注之后,堕之毁与坏成为常训,古文字构形为其提供支持。“堕”是“隓”的篆文,字见《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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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2009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

《礼记·乐记》之“克殷反商”也是一直不得善解。郑玄注:“反商当为及字之误也。”孙希旦说“如字”,“反商,谓反纣之虐政,《书》所谓‘反商政,政由旧’。”(孙希旦,1989:1025—1026)

陈伟2012 《楚简册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自鄂市,逾油,上汉,就 style=”font-size: 16px;”>,就郧阳,逾汉,就 style=”font-size: 16px;”>,逾夏,入 style=”font-size: 16px;”>(涢),逾江,就彭射(泽),就松阳,入庐江,就爰陵,上江,入湘,就 style=”font-size: 16px;”>,就洮阳,入耒,就郴、入资、沅、澧、油。上江。就木关,就郢。

style=”font-size: 16px;”>虞说曰:“大采,衮织也。……”昭谓:《礼•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则大采,非衮织也。《周礼》:“王者搢大圭,执镇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则大采谓此也。言天子与公卿因朝日以修阳政而习地德,因夕月以理阴教而纠天刑。日照昼,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

李守奎2014 《据清华简〈系年〉“克反邑商”释读小臣单觯中的“反”与包山简中的“钣”》,《简帛》(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韦昭注:“踰,度也。”“度”是“踰”之常训,但训“度”文义不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鄂君启舟节出土,其中叙述舟船运行路线:

清华简《系年》出现了与其十分相近的辞例:

这个“蔡”是新蔡。楚人把原居民逼走而设县,但蔡并没有灭国,只是迁徙到了下蔡。“灭国”与“置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侧重灭国则曰灭,侧重置县则曰县,但“县一地”不等于“灭一国”。

“ style=”font-size: 16px;”>”是“堕”的初文,亦见包山楚简,《汗简》以为“隋”字古文。《说文·十四下·阜部》“堕”字字头作“隓”,即由此形演变。“ style=”font-size: 16px;”>”的字形象用手使“阜”上之土堕落,是一个表意字。其所从之“圣”后来变为“左”,当是由于“圣”、“左”形近,而“左”字之音又与“堕”相近的缘故。秦汉文字“隋”的右上部多作“圣”或“ style=”font-size: 16px;”>”,尚存古意。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禹之“堕山”在上引《禹贡》文中已变为“随山”,《书序》也说:“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史记·夏本纪》转述《禹贡》,改“随山”为“行山”,己见前引。同书《河渠书》说:“《夏书》曰:禹抑洪水……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责。”“以别九州岛”以下与《书序》之文基本相同。《史记》与《书序》相同之处颇多。二者究竟谁抄谁,尚无定论。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堕山”变为“随山”与鲧、禹治水传说的演变有关。上引顾文已指出,在较早的传说中,鲧和禹都以息壤对付洪水,用的都是“堙”的办法;鲧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不待帝命”,并非方法不对;认为鲧用堙塞防堵的方法治水而致失败,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而得成功,乃是鲧、禹治水传说随时代而演变的结果。在现存的古文献里,明确地把鲧和禹的治水方法对立起来的说法,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下》: style=”font-size: 16px;”>

灵王二十二年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公元前 style=”font-size: 16px;”>550 style=”font-size: 16px;”>年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太子晋认为只有共工和鲧那样的人,才会“堕山”,才会“堕高堙庳”。其实在较早的传说里,禹完全有可能被说成在“敷土”之外,也用“堕山”的办法来“堙庳”。本铭的“堕山”无疑就应该这样解释,而不能根据《禹贡》等读为“随山”。“堕山”当然不是指把所有的山都削平,跟禹的“奠高山大川”并不矛盾。奠高山大川应该是在敷土和堕高堙庳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禹的治水,《禹贡》强调“随山刊木”(《十讲》编按:此语亦见《尚书·益稷》),《书序》强调“随山浚川”。为什么把“随山”这件事的重要性提得这样高,很不好理解。现在看来,所谓“随山”应该是关于鲧、禹治水方法的观念发生变化以后,对“堕山”的一种“误读”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随”本作“䢫”,亦从“隋”声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裘锡圭,2012:148—149) style=”font-size: 16px;”>

韦昭注:

关键词国语
失的古义 韦昭 古文字与训诂

清华简《系年》第一章:

叁、《国语》之故训与古文字之释读

《越公其事》中的“渝”,与“暮”、“攀”等字构形一样,都是累增义符构成异体,后来又异体分化。

大量的古文字材料证实“逾”、“踰”、“渝”等字有“顺流而下”这个古义的可靠性。我曾经着文,详论“俞”之构形:

徐铉看出一些问题:“《说文》无字,盖二左也。众力左之,故从二左。今俗作隳,非是。”但时代所限,解决不了问题。

二、反陴与克反**

陈伟1986 《〈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江汉考古》(2)。

韦注“大采”云:

《系年》“伯盘”有“(携)惠王”,“携”是否是谥,待考。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1963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三、定王与“贞定王”**

《豳公盨》中开头一段记载了禹治天下:

,败城 style=”font-size: 16px;”>曰隓。从 style=”font-size: 16px;”>声。 style=”font-size: 16px;”>,篆文。 style=”font-size: 16px;”>

我在旧作中曾略加分析:

,从陈剑释为“疌”,读为挟(陈剑,2013:258—279),
“疌弪”与《吴语》之“挟经”相当。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首先,字形相合:

韦注:“堕,坏也。”

顾颉刚、刘起釪2005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

style=”font-size: 16px;”>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藉,以烝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于是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命左军衔枚泝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踰江五里以须。夜中,乃令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国语•吴语》)

三、“踰”之古义与谬解

第一,读音相近。

这一典型例子给我们以很多启示:

“隓”字早见于西周金文:(五祀卫鼎,集成2832),也见于战国楚简:(上博三•周易26)、(包山168)。战国文字中出现了很多繁简不同的变体。

董作宾1977 《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一册),艺文印书馆。

style=”font-size: 16px;”>若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命左军衔枚稣(泝)江五里以须。亦命右军衔枚渝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简64—65)

李守奎2016 《“俞”字的阐释与考释——〈说文〉以来的汉字阐释》,《“首届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2016.6.19—22。

李守奎、贾连翔、马楠2012 《包山楚墓文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闲”是见母元部,“县”是匣母元部,所从月或刖,是疑母月部,读音都彼此相近。

韦注:“在掖曰挟。经,兵书也。”俞樾予以否定:

首先,文献中有些词语有非常古老的来源,但古义失传,这一方面说明文献的古老可靠,另一方面说明面对此类情况训诂的危险。训诂是以已知推求未知,寻求已知知识与未知词义之间的联系,据以做出推断。如果一个古语的语义完全失传,我们还根据现有的知识去强行解释,就会发生谬误,这也就是阙疑之重要。但对于文献整理者来说,总是期望对未知的问题给出力所能及的解释。

参看《中国历史年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2001年,35页。

马承源主编2003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style=”font-size: 16px;”>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维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大史、师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国语·鲁语下》)

四、挟经秉枹

第二,文献辞例的证据。

《国语》这一段记事见于清华简《越公其事》:

style=”font-size: 16px;”>(楚庄王)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

style=”font-size: 16px;”>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左传》哀公十七年)

[清]俞樾1996 《群经平议》(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字,我曾迂曲解释,石小力面告,

我们看到“反其陴”、“反郑之埤”、“反之陴”说的是同一件事。韦昭所“拨”是个多义词,《诗•大雅•荡》“本实相拨”,《列女传》引作“本实相败”。《汉语大词典》据以释为“毁坏”。这是一个很少用的僻义。

为“”字的说法,(不簋,集成4328)、(鲁伯俞父瑚,集成4568)等字可以分析为从,镞声。本义是舟船顺流而下。产生的过程是在上加注音符,音符发生讹变,中间一撇与亼断开,与水形并列,舟旁移位至亼下,就成了楚文字或小篆中的(李守奎,2012)。

style=”font-size: 16px;”>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经,当读为茎,谓剑茎也。《考工记•桃氏》曰:“以其腊广为之茎围。”注曰:“郑司农云:‘茎,谓剑夹,人所握镡以上也。’玄谓:茎,在夹中者,茎长五寸。”此云挟茎,正谓此矣。作经者,假字耳。韦不达假借之旨望文生训,失之。 style=”font-size: 16px;”>

参考文献

韦昭注:

并进一步指出“此义未见于字书,但于鬯《香草校书•国语三》已经指出”
(陈伟,2012:87)。

裘锡圭2012 《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三,“挟弪”与文献中的“挟矢”相当。《国语》中的“经”即使读为“茎”,也是指箭矢之茎,而不是剑之茎。“挟弪秉桴”是形容勇于战斗,“挟”只能训为持,与秉为同义词。尽管释“疌”读为“挟”形、音、义都有了着落,解释也不是唯一的。比如读为“插”,因为要援桴击鼓,所以就把弓箭插入箙或弢中。从文字构形上来说,手持双矢是挟,手持倒矢是插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徐元诰2002 《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

style=”font-size: 16px;”>“踰”与“溯”相对而言,并且左右军是在后来(夜中)才“涉江”到“中水”(韦昭注:“中水,水中央也。”),可见“踰”指沿“江”而下,与“泝”指溯“江”而上对应。

style=”font-size: 16px;”>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罢弊楚国,以间陈、蔡。(《国语•吴语》)

楚灵王立,旣 style=”font-size: 16px;”>陈、蔡。(第十九章)

《越公其事》与此对应的是:

我记得是马楠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

第五,古文字研究与训诂研究相结合,彼此互证,可以双赢。

style=”font-size: 16px;”>《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殷”就是“商”,武王克殷,不可能再“返商”,郑玄按照“反”的常用义理解不了,不得已而改字,注曰:“反商当为及字之误也。”如果知道“反”有颠覆义,与“克”是同义词,“克殷反商”就与“克殷覆商”一样,是汉语中常见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成语中最常见的“ style=”font-size: 16px;”>ABAB style=”font-size: 16px;”>”式。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李守奎,2014:131;李守奎,2015: style=”font-size: 16px;”>19 style=”font-size: 16px;”>9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2 style=”font-size: 16px;”>0 style=”font-size: 16px;”>0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商君书‧赏刑》:“﹝晋﹞举兵伐曹、五鹿,及反郑之埤。” style=”font-size: 16px;”>

style=”font-size: 16px;”>《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南围郑,反之陴。” style=”font-size: 1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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