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表性传承人与民俗主体、文化语境

  (三)通过田野调查推进神话理论的认知与提升

555000.cnm公海船 ,  其中,笔者长期调查的山西洪洞地区就流传有七十二个二郎的说法,比文献中的二郎还要丰富:通天二郎、青(沁)州二郎、杨戬二郎、徐州二郎、协(薛)天二郎、揽(蓝)天二郎、荆(锦)州二郎、南天二郎、东方二郎、西方二郎、北方二郎、过山二郎、飞海二郎、红煞(纱)二郎、黄煞二郎、杨安二郎、披天二郎、治水二郎、记账二郎……他们构成一个庞大的神灵群体,分布在多个村镇[⑤],传说丰富生动,形象亦正亦邪,在庙宇中的位置和职能各有不同,并与当地其他神灵结为多元的组合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是从物质文化的客观性本质向人类的主观性经历的转向,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只有人才是民间知识和技艺的承载者和传递者。只有从传承人着手,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文社图发[2007]21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公布,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7]自2007年起,文化部先后公布了四个批次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计1986人,包含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技艺和传统医药几大类。传承人可以享受到传承活动场所、传承经费资助等待遇,获得参加推广、展览、交流、培训、研讨等活动的便利条件和机会。

  (二)通过田野调查实现文献神话与口传神话互通互证

  目前已在11处庙宇中发现他的神像[17],以大胡麻村最为壮观。是庙建于一座小山丘上,山名广德;原庙建筑已毁,由村民常根禄个人筹款自2004年主持重修。主殿规模甚大,配殿等虽未建起,亦在规划之中;每年两会,三月十五为二郎寿诞,六月廿六是其成道之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形式,展现了一个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这种口传的方式并不是通过短短几天的普查就能够搞清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就是依托人而存在,传承和传播主要依靠人的行为,以声音、行为、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通过口传心授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由于非遗主要是农耕文明以及前农耕文明时代(采集文明、游牧文明)的产物,基本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以口头和记忆的方式在一定范围的族群、社会或聚落中得到传播和传承、绵延不绝,世代相传,中国的民俗学传统正是发轫于对口头传统的关注。具体说,也就是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此后对口传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承者的研究一直是民俗学中至关重要的领域。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已经卓有成效,已经有足够的条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或区域,通过田野调查完成对地方民俗的深描与精研。

  中国各民族神话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典型文类,不仅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而成的文化遗产和生存智慧。其民间性和区域性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大量的文化信息特别是符号性、象征性记忆均隐喻在神话的口头传统中,其表演性与受众参与互动则形成特定的活性文化形态,所以只有通过田野调查的再发现、再搜集与有目的的梳理,才会最终形成针对性的神话研究素材,搭建出神话学发展进程中由实践感知到学理实践的桥梁。

  一、二郎

  研究代表性传承人同时需要注意理解个人与整个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传承人口述史的现场访谈和书写中注意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深层文化语境。非遗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依赖作为民俗主体的群众,同时也依托于自身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是一种依赖自身生态环境而存在的生活方式,只有将其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在非遗背景下,对于民俗语境的关注有两个层面:一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文化生态对于民俗事象的影响,尤其是在口述记录中,注意将被访人的讲述、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一切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当下文化因素都考量在内。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充分重视民俗语境,民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也就是农耕文明的逐渐削弱乃至消失,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对于民俗学者来说,这种文化剧变的时期,不仅要注意找寻民俗产生之初的文化语境,了解民俗事象深层的文化内因,而且需要敏锐地觉察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民俗在社会变迁中的自我调适与变化。

  在神话学研究学术史上存在两大基本研究方法,一是以经典文献为主体的文本研究,另一种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实证性研究。神话作为人类早期形成的文化产品,具有古老性、复杂性和口头传承的特点,随着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神话的生存语境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许多神话演述也面临着人亡歌息的困境。因此,如何使神话这一人类不可再生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当今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中发挥应有的活力和作用,以人类学研究方法为指导,从走向基层的实践层面上重新思考田野调查在神话学中的功能与作用,仍然是当今神话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供奉青州二郎(及其异文)的庙宇目前已发现8处[13]。已采集的身世传说可分为三类:

  在各级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以及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之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加强,并且从保护方法的操作性角度,对非遗的保护做多角度的总结和探讨。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是科学的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的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5]全面普查,摸清家底,是制定非遗保护规划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建立国家级非遗名录和地方非遗保护名录。通过普查可以确定一个地区流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别和形态、蕴藏情况、流布地域、传承范围、传承脉络、衍变情况以及采集历史。而在普查中收集和整理的包括录音、录像、照片、文字等多种形式的大量田野资料,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性工作,更是申遗工作的重要材料来源和保证。


  以上还只是文献有征的部分历史传闻,而二郎神在各地也实有持续信仰。翻检各省通志,西北、西南、华北以及东南地区都有二郎庙的记录,实际数量当更多于此。时至今日,民间社会对二郎的崇祀依然很活跃,二郎信仰在上述诸地乃至东南亚[③]都有广泛分布,并有在某一区域内同时存在多位不同身份的二郎神之现象[④]。

  在社会需求与学科传统的张力之中,如何进行民俗学研究是非遗运动给民俗学学者提出的关键问题。面对新的挑战,学者们已经开始对非遗背景下的民俗学学科发展进行反思。包括乌丙安、董晓萍、施爱东、周星、田兆元在内的众多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科的关系展开讨论,学界也召开研讨会专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并将成果结集出版。[1]12在积极参与非遗保护的同时,坚持民俗学学科自身发展规律成为一种共识。本文认为,经过十余年的非遗普查之后,当前更需要精细的田野调查,民俗学者在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记录的同时,不能忽视共同作为民俗主体的群体以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学者亦应该反思保护非遗的社会需求与尊重田野的学科伦理之间的张力。

  中国作为一个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在长期的发展中积淀出极其丰富的神话,由于历史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以往中国神话研究学术史中对汉族文献典籍神话重视程度较高,而对各民族民间活态神话搜集和研究却相对薄弱,因此通过必要的神话田野调查,不仅可以解决某些神话类型个案研究滞后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可以查遗补漏进一步充实现有的神话资源,进而建构出中国各民族神话数据库,这也是中国当代神话学学科建设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3、杨戬二郎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与传播者,他们对于非遗知识与技艺的掌握更丰富,是观察民俗传统的一个重要窗口。记录传承人的生命史,尤其是文化记忆,对于理解民俗文化的现状与发展脉络都有重要意义。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近年来,包括冯骥才、苑利在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口述史记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中的重要价值,并且着手编撰了传承人口述记忆的相关丛书。(1)口述史学是新史学的产物,也是面向大众的历史,可以了解个体行为者的主观意图的感悟和理解,是对有关某个个体之过去的口述证词的记录和解释,或者是通过对当事人的访谈来重构历史。记忆是民俗传统传承的核心内容,也是个人传承民俗传统的重要媒介和主要途径。口述史自下而上的视角和关注普通人的经历与记忆等观念,都与研究日常生活,尤其是当下的日常的民俗学相契合。在当前阶段这一工作非常急迫,因为非遗传承人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调查显示,54%的传承人在65岁以上,普遍年龄偏大,急需要完成对传承人的生命史与口述史记录。[8]6674

  此外,进行神话学田野调查的本身,也是神话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神话作为人类早期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和反映世界过程中产生时间早流传范围广的文化产品,是人类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总则中第二条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既然神话属于非物质文化,那么就会具有抽象、理性的特点,而这种抽象与理性并不是不可捉摸,相反,神话只有与民间传承语境、民间仪式、民俗活动等结合起来,才会形神并现。由于绝大多数神话的生存土壤在民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以及文化标准化、旅游资源同质化、大众传媒娱乐化等文化消费形式的不断冲击,各民族时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统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不计其数的古老神话传统正面临消亡的边缘。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稍瞬即逝的文化瑰宝,只有依靠田野调查加强实地挖掘和跟踪调研,才有助于将神话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以通天二郎为主神的庙宇集中在左木乡一带,目前发现6处[⑩];由通天二郎配祀在侧的娥皇女英庙已发现11处[11]。通天二郎信仰以卫家坡和右石两村为中心,这两处庙宇皆以祖庭闻名,均于农历十月十二神诞日举行庙会[12];而南沟、神西等村则在九月九日集会献祭。

  一、从普查到精研:非遗对于民俗学田野的要求

  神话研究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对特定神话领域的某些问题会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认知,但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虽然在该领域积累了海量文本资料,但这些资料缺乏时效性和不可考性,难以应对民间发生的文化变化。于是开展一些与时俱进的田野调查就成为弥补这一短板的有效方式。神话学田野调查主要是研究者根据项目需求或自身理论研究的实际需要,对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的神话进行实地观察,对相关民族神话传统进行深入的调查、采集,再经过整理分析和系统探究,完成神话理性的再升华。从学科特征上讲,田野调查不仅是一种表象式的探究,更是一种事物表象与本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遵循事物认识及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种辩证唯物论螺旋上升的知行统一同样会在民间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前人成熟的理论作引导,但必须在具体实践中验证这种理论的科学性,防止生搬硬套。例如研究祖先崇拜与动物图腾之间的关系时,有的研究者认为华夏民族是熊图腾而不是龙图腾,有的研究者认为蒙古族的图腾是苍狼白鹿,有的研究者根据鄂伦春族神话中有熊变成鄂伦春人的叙述就认为目前仍保留着这种原始思维,等等。事实上如果通过田野调查就会发现古老的神话传统与当今民间文化信仰已经发生了神话母题的表意迁移,特别是在人类传统社会生活中,构成图腾身份认同的方式可以由区域性共同生活环境、语言使用的民族性、宗教信仰的同一性、社会记忆的历史性等多层次特点所组成,同样在观念阐释时也应注意,民族是动态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关于民族的构成也往往是动态的多支系的,那么从民族身份的认知理论而言,中华民族以龙图腾主体,同时也可以出现熊、狼、犬、鹿等不同的图腾形象,而对当今民族的田野调查也会发现,有些民族对熊犬等名称有所避讳,这也从某一方面体现出神话语境发生变化的特点。总之,只有坚持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尝一尝的做法,做好田野调查,才能最终找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更明智的做法应为怀有批判的眼光去调研,又在调研的基础上反思固有的理论,进而实现民间文化理论认知与升华。

  第二类降雨被罚型[15]在郭家庄及其周边村落流行:此神姓游名广德,故乡是山东青州县东海岸蓬莱村,于六月初六成神,因私自降雨受玉皇惩罚,在斗牛宫中拘禁三年。没有了神的约束,人们就做坏事。三年期满,青州二郎借一位七岁小孩之口传言,对其间犯下恶行的人进行训诫,重新显灵。

  在政府的牵头下,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普查本来就是民俗学研究中运用的一种调查方法,我国民俗学学科史上有过多次普查,1958年,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的运动是全国性民俗普查工作的开端。1983年4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第二届学术年会上,决议由文化部、国家民委、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联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简称三套集成,后来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书并列成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大型民间文艺集成的编纂动员了上百万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全国各级文化部门在这次普查中结集出版的成果超过万卷,然而这些材料被使用的情况却乏善可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运动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神话在当今数字化日趋影响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背景下,利用必要的田野调查获得的材料,有着比数字科技更加多元和实用的特点。如近几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布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第一期成果,内容涵盖了中国民族文学在内的各种文类数字化成果,共录入中国口头文学遗产资料4905本,8.878亿字,形成TIF、PDF、TXT三种数据格式,并制作了检索发布系统软件,其中神话、传说在1165000篇的总量数据中占据重要比例,成为重要的神话数据库,而这些神话的采集一般是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结果,在信息标注上大多记录了讲述者、翻译者、采集者、整理者以及采集时间、流传地区、神话民族属性等,这些信息数据为当今中国神话的全方位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毋庸讳言,神话数据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还应该借助于必要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验证其不同类型与不同运用,进而为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繁荣作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讨。这方面芬兰口头传统理论可以作为神话田野调查的经验借鉴。芬兰口头传统调研体系历经一个世纪不断完善,其口传文学档案库的建设、信息技术平台的架构依赖于该国民俗学研究初期开展的大量田野调查和基础资料搜集工作。有数据显示,这个仅有5百多万人口的国家,到上个世纪末约有3万名收集者或田野调查工作者对口传文化档案库的资料建设做出过贡献。这些田野调查是当今背景下建构特定地区和民族口头传统信息数据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基础。我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民间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文化大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形成了大量的口头神话,无论是生产方式、地区差异还是语言类型等方面都导致了神话内容、形式与传承渠道的多样性,如何全面梳理与把握这一不可回避的古老文化传统,无论是宏观性的田野调查还是个体的微观的田野调查,都将是建构中国多民族信息数据的有力支撑。

  关于他的口头传说也以通俗小说戏曲中的玉帝外甥、劈山救母、镇压三圣母、战沉香、斗孙悟空等情节为主流叙事,人物特征和情节基干已高度固化。当然也不乏地方化的异文或个人的发明,但主要都体现在细节上,极少发生在深层的传说背景和主干情节方面。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于次年批准加入该公约,并在2005年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与《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由此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从学科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关系最为紧密,非遗运动为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动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成为民俗学者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非遗保护运动推动了民俗学的发展。在非遗保护与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的同时,也向学术界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学理、新的问题有待学者们去解决,并提醒学者们进行方法论上的反思。尤其是我们的民俗在非遗时代发生了变化,田野随之改变,学者需要重新审视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法。

  所谓文献神话,人们通常理解为图书、期刊等各种出版物中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神话。当文字产生以后,有些民族往往把自己口头的神话用文字固定下来,或者文人通过搜集整理以及再创作形成相对精炼的书写叙事,文献神话具有神话内容相对稳定的特点;而口传神话则是指一些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神话作品全靠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相传。从中国各民族文字发展历史看,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共21个少数民族有本民族文字或借用其他文字,还有34个民族没有文字。不仅这些没有文字民族的神话需要口耳相传,即使有文字民族的神话也往往靠口传形式流传下来。这些民间口传的神话具有流传的不稳定性,其活态特点会导致分析研究中的许多困难。但文献神话与口传神话二者又不是完全孤立井水不犯河水,有时甚至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神话的真正生命力在民间,许多文献神话由于讲述语境的消失,会诱导研究者在意义判断的许多误读与误解,而民间口头神话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神话的现实实用性和神圣叙事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对印证神话在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功能非常重要,而且也可以佐证文献神话的产生与流传。与文字书写相比,民间口头传统历史悠久,受众人数众多,是更为广泛的文化传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大传统,这种大传统有时会成为文献神话的试金石。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神话研究领域,不少书斋学者选择单纯通过书本和理论进行学术研究,这样得出的理论往往缺少客观实践的支撑,鲜有生命力。许多经历田野调查的学者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即原以为一些权威著作中的结论可以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论据,但通过实地调查常常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书上得来终觉浅,欲知此事须躬行,另一方面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只有原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环境才能使我们领悟特定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内涵与价值。以研究反映中国多民族关系的神话为例,我国56个民族平等共处、友好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如何论证长期以来民族间亲如手足的兄弟关系?如何正确对待神话叙事中涉及的多民族同源共祖现象?这些问题的阐释的深刻与否往往都可以在田野调查体验中有所体现。如关于民族溯源的神话作为人类完善自我生存诉求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典型表现,它承载着各民族之间交往关系或融合的历史,带有一定的民族共性。从这个意义上看,通过必要的田野工作进一步探讨多民族同源神话流传和接受情况,不仅可以洞察一个民族与其他多个民族具有共同的祖先的民族观,而且也是目前构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文化依据。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不仅会发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现实基础,而且还会发现许多民族由于地域或经济往来的关系,本身就存在多民族间的婚姻关系、复杂血缘关系,甚至不同民族间可以通过神话叙述的相同祖先关系解决土地所有权。因此,通过田野调查可以有效弥补文献神话记录的先天性不足,而通过田野资料的收集、纪录、整理和分析,溯源寻本,则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对已有文献神话的全面观察与深入思考,也是学者走出书斋汲取营养的曲径通幽之道。

  而洪洞地区最迟从宋元以来就流行着尧、舜、娥皇女英的系列传说,并有相关遗迹和信仰[⑨],娥皇女英在当地也可称是地位显赫的大神了。因她们收留通天二郎的说法普遍流行,故这一带的娥皇女英庙宇和居民家中神堂上常可见到通天二郎神像,塑为少年模样,多居于二妃的陪侍侧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1819这一定义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涵盖六个部分: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手段的语言;民俗活动、仪式礼仪、节日庆典;传统表演艺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艺和经验;与上述表达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原有学科分工中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戏剧学、音乐学等学科,其中与民俗学关系最大,非遗概念中所涉及的几个范畴几乎都是民俗学本来的研究对象。非遗保护的兴起成为民俗学发展的新的契机与动力,使得原本冷门的民俗学进入到公共视野中来,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公共民俗学[3]18或实践民俗学[4]1630的说法。

一、神话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功能

  二郎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祇,亦是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在文献中时隐时现,其身份复杂而多变。古代典籍中以李二郎(有李冰、李冰次子、父子合称诸说)、赵二郎(道士赵昱)、杨二郎(杨戬)记载较多,此外可能被称为二郎神的还有蜀汉王孟昶、晋时名将邓遐、宋将李显忠、南唐徐知证、知诰,以及印度毗沙门天王之次子独健等[②]。

  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在很大层面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代表性传承人过度关注而忽视了其他民俗主体也是民俗的拥有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非遗的主体性和权属性包括社区、团体、个人三种情况。实际上,非遗作为民俗传统,其存在和传承即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在人们的思想和活动中予以规范和调节。从这种意义上,民俗可以被视为一种群体记忆,民俗是集体的创造,集体性是其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每个人并不都是代表性传承人,但都是民俗拥有者、承载者,在社区的文化语境中自发地接纳了它的文化传承惯制体系。因而,在田野作业中,除了要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重点访谈之外,也需要注意到所在社区的其他民俗主体,这样对于民俗现象才能够有立体化和整体化的认知。

关键词:神话学;田野调查;调查方案;调查方法

  2、青州二郎/清州二郎/沁州二郎

  在普查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要求精耕细作的田野工作。作为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传承的人文学者,民俗学者们需要深入田野之中才能够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施爱东认为,搜集整理的集体行为和田野调查的高度独立性的个体行为远不相同,采集队式的调查往往很难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有诸多弊端,采集来的成果没有成为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资料虽多,但科学、可靠的材料不多。[6]8688所以在普查的基础上,对于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进行精细的田野调查是非常必要的。在学科研究方法中,田野调查几乎被人文学科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必须采用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以及严格的方法要求,但是学者们对其有着相对一致的共识:也就是时间上要求一个生产生活周期,空间上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很多时候是一个村庄,技巧上要求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语言上要求对当地语言的掌握,方法上强调整体论,理论上要求完成某种新理论证明。现在有些人对田野调查存在误解,认为田野只不过是搜集资料,以致于产生蝗虫式田野(1)野猫式田野等做法。

摘要:田野调查一直是神话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法。神话学田野调查在建构中国多民族神话信息数据、实现文献神话与口传神话互通互证、推进神话的整体认知与理论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通过以人类学研究方法为指导,提出神话学田野调查的方案设计中的定位要点、方案结构以及调研细节设计等问题。

  青(又写作清)州二郎是二郎同名团体中最古老的神灵之一,同时也是核心成员,许多信众认为他的地位仅次于本地神通天二郎,甚至有二哥之称。他在当地有鲜明突出的职能管晴雨。此神原名广德真君,至少三通当地碑文都显示他是青州镇海之神,其中最早者为西龙马村的元代至正九年(1349)碑,信仰肇始时间当更在此前。他后来渐被当地的二郎信仰所同化,现在信众多称他青州二郎。其形象并无显著特征,普遍塑成中年男神模样,神情严肃。因具理水职能,在庙宇设计和神像造型等方面又时与龙王混淆。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对民俗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认为,经过十余年的非遗普查之后,当前更需要精细的田野调查,对地方民俗进行深描与精研。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民俗学者在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记录的同时,不能忽视共同作为民俗主体的群体以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学者在田野作业时亦应当与传承人共谋合作,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注意保护非遗的社会需求与尊重田野的学科伦理之间的张力,如何在保护的过程中不伤害非遗原本样貌始终是非遗保护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诸多学科包括神话学在内的民间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研究对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田野调查从不同的角度可分为多种类型,如从调查内容划分,可分为综合调查、专题调查、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四类。对神话学田野调查而言,根据这些不同的类型可以对应不同的调研目的,特别是针对中国各民族神话异常丰富的内容和多样性的表达形式,田野调查具有其他研究方法不可替代的功能。

  至于庙会时间则诸村不一,有如下几说:六月初六,郭家庄;六月十八,西龙马;三月十一,下纪落村;三月初六,霍家庄;六月二十六,樊村。在西龙马村元至正九年(1349)碑和上桥村元至正十一年(1351)碑中还有祀以孟夏望日(四月十五)的记载,今已失期,村人亦不知。民间祭祀原本随意性很强,各地祀神时间不同也是常见现象。

  (一)通过田野调查建构中国多民族神话信息数据

  1、通天二郎

  第三类外地带回型传播较广:洪洞某人到外地(信仰输出地)做生意,因遇到困难向当地的青州二郎祈祷,或是把当地青州二郎的神像偷走;在逃跑途中,青州二郎以降雨方式阻断敌人追赶,此人获救,回到家乡(信仰输入地)后即为之建庙,开始崇祀,求雨极验。此类型在郭家庄、西龙马、樊村等地均有流布,只是神灵称谓、信仰输出地和输入地出现了异文,如沁州二郎等[16]。

  需说明的是,在洪洞地区,二郎、将军、黑虎是一团模糊共存的神灵群体,他们时而分处不同集合,时而又牵牵连连、难以拆解,彼此在名称、传说、功能、造型等方面发生关联乃至混淆,浑融、重叠、粘连就是这些神灵在信仰世界中共存的常态,故本文也将所知的将军与黑虎系列神灵一并纳入。至于当地所谓七十二个二郎,乃极言其多;实际能数出名号的,目前共发现二十多位。

  [摘要]二郎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祇,其身份复杂而多变。山西洪洞地区同时信仰多位不同身份的二郎神,俗传有七十二个二郎。他们构成一个庞大的神灵群体,传说、职能各有不同,却又彼此关联甚至混淆,并与当地其他神灵结为多元的组合关系。这一群体内部并非均质,而是有差序的,诸二郎在传说、信仰、庙宇分布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势力对比。不仅如此,信众还从中挑选出若干影响力强的核心成员排列组合,遂成各种次序不一的结义神团。有时这一结义神团还会超越二郎之名,揽入少数神职相似的青壮年男神,如火龙将军、石帅黑虎等。


[作者]王尧[①]

  笔者从2007年4月至2014年6月开展此项田野调查,涉足洪洞、蒲县和临汾市尧都区3个区县,共约13个乡镇、二十余个村落,重点在洪洞西部山区和中部平原。为避免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本文所涉人名和部分地名为化名。

  通天二郎信仰还有一现象值得注意:右石村现仍有不少村民称自己是通天二郎姥姥家或姑姑家的后代;卫家坡村90%的居民姓杨,不仅某几户人家被公认为通天二郎的直系裔孙,而且其他杨姓人家也都认为自己与之有亲缘关系,全村的杨姓都是他的后人,只不过是较远的旁系罢了。按,通天二郎既于十二岁离世,应该是未及婚育的,然而当地传说,家乡父老经其显灵授意,为之迎娶了一位也是年幼夭亡的马氏小姐(又有出马小姐等异说),配成冥婚,其妻也连带成神。又传,通天二郎殁后,其兄弟将儿子过继在他名下,或是由兄弟的后裔将他视为直系祖先敬奉。无论哪种说法,当地人都刻意忽略实际存在的无后现象,愿意坚信这些家族传说,并可循例推导至于自身。

  七十二个二郎自然少不了在民间大名鼎鼎的杨戬。由于《封神演义》、《西游记》等通俗小说戏曲及影视剧的传播,他的传说家喻户晓,形象深入人心,受到广泛信奉。各处庙宇中的塑像一致表现为面生三目、手执三尖两刃刀、携哮天犬的经典形象。

  通天二郎是当地所有二郎中最活跃的一位,其信仰在洪洞中西部诸乡镇多有分布[⑥]。当地传说中较为一致的情节是[⑦]:他原为左木乡卫家坡村一个普通的杨姓小孩,光绪三年时到右石村亲戚家(有说姥姥家、舅舅家或姑姑家),因采食、玩耍等故攀爬柳树,不慎坠亡,年仅十二岁;殁后被当地的大神娥皇女英收为徒弟或义子,得以荣升神界,受封通天二郎,并附在巫觋(当地称马子、弟子[⑧])身上使之进入通神状态,将成神之事借口传言,公之于众,从此领牲受祀,香火绵延,被尊为该信仰圈内的核心神灵(区别于信仰体系中等级最高的神灵)。

  第一类水利官员型主要来自下纪落村[14],传说此神生前是山东青州人,在本地做官,主管水利;或曰是本地人,到山东青州做官。总之都要强调青州和主水两点信息。

  [关键词]洪洞;二郎;将军;黑虎;结义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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