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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000.cnm公海船 ,魏征,字玄成,公元(580-643年)。唐朝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少时孤贫,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后降唐。又为窦建德所俘,任起居舍人。建德兵败,再次入唐,任为太子洗马。玄武之变后,唐太宗重其才干和谋略,擢升为谏议大夫,又升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死后谥号文贞,陪葬昭陵,太宗亲制碑文,并为书石。
当年图形凌烟阁。
魏征一生,为人正直,为官清正,善言能文,政绩卓着,是唐代着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谏臣。他才华横溢,胆略过人,足智多谋,敢作敢为,经常为国家利益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敢于向唐太宗犯颜直谏,而毫不顾及个人的身家利害。因此,他称得上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品格高尚的谋略家。
作为谋略家的魏征,他的谋略思想与他的为人、为政一样,都始终贯穿着正直、正派和正道,出谋为国,献策利民,不以狡诈用事,不以权术害人,不以诡计利已,更不以阴谋误国。所以《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是: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太宗)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臂,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臣,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魏征)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据史记载,魏征家虽贫苦,但他自小好读书,多新通涉,落拓有大志,尤属意纵横之说。可见他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城府颇深的人。但他处于乱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怀才不遇。隋朝末年,魏征投奔瓦岗起义军李密,任典书记。他曾向李密进献十策,但李密弃之而不用。后来王世充攻打李密,魏征又向李密的长史郑?献术,指出李密虽取得一些胜利,但将士死伤过多,而且府库不足,对有功的人不能行赏,因此,士兵怠惰厌战。在这种情况下,未若深沟高垒,临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迫而击之,取胜之道。郑?不仅不纳,反而讽刺其为此老生之常谈耳!魏征气愤地说:
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因而拂衣而去。结果李密被王世充打败。
李密兵败后,魏征随之降唐。到京师后,因久不见用,自请安辑山东,乃被授为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秘书丞。此时,徐世眅(即后来的李眅,唐太宗开国功臣,名将)还没有投唐,拥兵一隅,正在犹豫观望之中,并与李密暗中勾结。魏征深知徐世眅是一员名将,为了使英雄有用武之地,便主动修书劝说徐世眅降唐。他在书中分析形势,明辨是非,说理透彻,言词恳切,指出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徐世眅得书后,立即决计投唐。魏征此举,为李唐取胜,立了大功。
不久,窦建德军攻陷了黎阳,魏征被俘,因其才,被用为起居舍人。后来,建德兵败,魏征再次入唐。太子李建成闻其有才,向高祖李渊请求,将魏征任为太子洗马,尊其为师,盛礼相待。魏征感其情,亦戮力辅助。
玄武之变前,魏征见秦王李世民的势力越来越大,有危及太子的迹象,曾多次劝李建成早日图之。但李建成优柔寡断,不予采纳,终招杀身之祸。玄武之变后,李世民立即派人召见魏征,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场的人都为魏征捏一把汗,而魏征却毫无惧色,举止自若地答道: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毕竟是个明主,素来器重魏征的才华和谋略,今亲见其如此刚直不阿,更加钦佩他,不但不咎其罪,反加礼遇,遂收入门下,任命他为詹事主簿。
唐太宗即位不久,便擢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让其出使安辑河北,并许其便宜从事,意即遇事可以自己决断,不必先报。当魏征上任途经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遇到州县官兵正押送前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千牛(官名)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至京城。
可是,出发之前,他已知太宗下诏前东宫、齐府的左右官仆,统统赦免,不予追问。而地方官为什么要把二李押送京城?他心中生疑,莫非太宗又收回成命,改变主意了。他是个以国为重的人,认为政出无信,将不利于国。于是他向同行的副使李桐客献策:我们受命之时,朝廷曾下旨对前东宫、齐府的人一概赦免不问。可是现在地方当局却把李思行等人抓起来,这样人们还能相信朝廷吗?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于是他便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太宗得知后,十分高兴,赞誉魏征有经国之才。不久便提拔为尚书左丞,留在朝中,视为心腹,经常引入内室,询问治国之道。魏征遇到了励精图治的明主,满腹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也就竭尽心机为之献计献策,做到知无不言。唐太宗曾经赞赏说:卿(指魏征)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贞观之初,战乱初止,百姓思安,国家当定,可是,有人却奏报太宗,说岭南(今湖南、广东、广西部分地域)酋长冯盎叛唐。太宗听后十分恼怒,立即要发兵征讨。魏征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为不可轻信冒动。忙向太宗进谏说:天下初定,创伤还未恢复,而且战争之后,病疫正在蔓延。冯盎也不像以前那样略地州县,称王称霸,如今四海都已平定,他还能闹多大的事?况且,还没有事实说明他反叛。当此之时,应当从德政关怀他,表明大唐是明理讲义的。冯盎惧怕唐的强盛,自然会来降服。太宗采其言,派人去劝说慰谕冯盎。冯盎果然派其子入朝表示称臣。事后,太宗钦佩魏征谋远计,高兴赞誉说:征一言,贤于十万众。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与魏征议论历史上各朝帝王的兴衰。太宗问魏征:怎么算是明君,怎么才是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阁,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广开言路,广泛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使唐初政治开明,百业兴旺,出现了历史上着名的贞观盛世。
贞观前期,太宗励精图治,经常召集文武大臣议政论事,献计出策。贞观六年(632年),有一次,太宗与群臣讨论治国家问题,他向大臣们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立即向他献策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宴,能留心治道,常临深覆薄,国家厉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魏征引载舟履舟之古训,其目的是要唐太宗不要忘记抚恤老百姓,不然的话,老百姓是会选择的。
守成难,居安思危,是魏征治国安民谋略思想的基点。因此,在他向唐太宗的进言中,几乎都贯穿着这一基本精神。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魏征在一次朝议时说:
今天下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创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则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太宗说: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唐太宗的评价亦不失为明主!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魏征再一次向唐太宗进谏说: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
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给,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当太宗问侍臣守天下难易时,魏征答:甚难。太宗说:任贤能,受谏净即可,何谓难?魏征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唐太宗即位不久,思想上还没有从战争上转过弯来。下诏遣使点兵,扩充军队。可是由于隋炀帝的穷兵黩武和隋末的战乱此时全国符合征兵年龄的男丁已经很少。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为了完成任务,奏报太宗把征召年龄扩大到中(规定只点丁男)男,太宗表示同意。诏敕草出后,几次送给魏征看,他都不肯签署。太宗非常生气,责备魏征太固执了。而魏征却冷静地对太宗说:军队在指挥得当,不在于多。陛下只需选健壮者入伍,养精兵,加强训练,便可无敌于天下,不必征老弱者来充虚数。接着,魏征又以此为题批评唐太宗开始失信人民。太宗惊讶地说:朕何为失信?魏征即把太宗几件失信于民的事实说了出来,太宗听后十分信服魏征的留意,并对自己的过失有了感悟,同意不点中男,还因此赏赐魏征金瓮一个。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选妃,看中了隋通事舍人郑仁基之女有殊色,即诏聘为充华(九嫔之一)。不久,魏征得知此女已许嫁给一个姓陆的人,便立即向太宗进谏:
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梁,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娶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魏征言词严厉,说理透彻,太宗听后非常佩服,严厉地责备了自己,并立即叫人将此女送还给原夫。
唐太宗登基后,在成绩面前难免自傲,享乐思想也随之滋长。魏征既忠诚于太宗。
又一心为国为民,所以敢冒死,以自己的谋略和智慧,不断地给太宗敲警钟。太宗亦不失为明君,纳谏如流,知过能改。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朕政事何如往年?魏征毫不隐晦地说:你的威望和德行,比贞观之初差远了;人民也远不像以前那样信服你了。
太宗说: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魏征说:陛下以前以未治为忧患,因此行德政、讲道义日新月异;今天以治为安,自满起来,故做得比以前差多了。太宗说: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魏征答: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并例举了许多事实给太宗听。太宗自悟,表扬魏征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魏征有感于皇宫中生活过于奢华,便向太宗进谏说: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至灭亡。太宗深为所感,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十年(公元636),唐太宗宠信魏王李泰,有人却向太宗献谗言,说三品以上大臣大多轻视李泰。太宗为之震怒,立即把三品以上的官都召到朝堂,训斥大骂一顿。连房玄龄也莫名其妙,吓得汗流浃背,连连拜谢开恩。魏征却不畏所怒,郑重地奏说:臣窃计为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因无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取法乎!太宗听完后,冷静下来,并反怒为喜,赞扬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具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征言,方知理屈。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命人于洛阳建飞山宫。魏征上疏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穷困,以致身死人手,社稷为虚。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同年五月,魏征又向太宗进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曩日,谴伐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夫鉴行莫如止水,鉴败莫如忘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
魏征分别于贞观十一年和十三年向唐太宗晋奉两本奏疏,前者劝太宗慎守其业,后者则是全面批评太宗的过失。两者都渗透着魏征德政节俭和勤勉的治国富民的谋略思想。他在人主十思里说: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于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可见欲则思知足,将兴善则思知止,处高位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迂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已,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在十不克终里,魏征尖锐地批评唐太宗说:贞观之初,无为无欲,今则搜求奇珍异物;贞观之初,爱惜民力,今则营造不息;贞观之初损己以利人,今则纵欲而劳人;贞观之初亲君子远小人,今则亲小人远君子;贞观之初崇尚简朴,今则崇尚奢靡;贞观之初无畋猎之好,今则以驰骋为乐;贞观之初待下有礼,今则上下疏远;贞观之初专心治道,今则无事兴兵;贞观之初救荒及时,今则不恤百姓。对于魏征的冒犯直言,英明的唐太宗能虚心接受,他反复研读,列于屏障,朝夕诵之。还命人录于史司,以传后世。克终,即为克之慎终。
魏征官至宰相,到死都为太宗信任恩宠。但他为官清廉,毫不以权谋私。他位居一品,但住宅连个正寝(正堂)都没有,直至贞观十七年(643年)他病重时,太宗去看望,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命工匠于五天之内为其修建了正寝。临终时,唐太宗流着眼泪问他还有什么遗言和要求,魏征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此语引自《左传》。嫠,寡妇。
纬,棉线。意即忧国忘家。临死之时,他想的还是国家,而毫不念及个人身家,真不愧为忠良之臣!
魏征死后,太宗从他的居室书函里找到一份尚未送的草表,写着,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祥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
唐太宗将其在朝廷上诵读后,要公卿侍臣,书之于笏,以魏征为榜样,以国为重,敢于进谏。
魏征的谋略思想匡扶了唐太宗,造就了初唐的安定和繁荣。所以,太宗对他的评价很高,常在临朝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组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的为人和谋略,足可为万代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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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如晦(公元585年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少年时聪悟好学,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认为其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隋大业中,补滏阳尉,不久即弃官归里。李渊父子进入长安后,杜如晦到秦王府任兵曹参军。后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即位后,他因功迁拜太子左庶子,不久升任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总监东官兵马事。贞观三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兼职吏部选事,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当时的台阁规模及典章制度等,均为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唐代称贤相,首推房、杜。杜如晦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谋臣。在唐统一中国的作战中、在玄武门事变中及在贞观之初的政坛上,他都为李世民作过重要谋划,深受李世民的信赖。贞观三年,杜如晦因病辞职,李世民频遣使慰问。翌年,杜如晦临终前,李世民亲临其宅探视。杜如晦死后,李世民说:朕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奄从物化(突然死化),追念勋旧,痛悼于怀。
杜如晦刚当上秦王府兵曹参军,就显示出超群的才华。不久朝廷欲调杜如晦任陕州总管府长史。秦王李世民感到秦王府的英才外迁实在可惜,便问计于房玄龄。房玄龄说:秦王府的僚佐外迁者虽然很多,但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是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端拱(保持现状不求进取),则此人无所用之。若大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闻言大惊,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因而他奏请唐高祖李渊,仍然将杜如晦留在秦王府中任职。在唐统一战争中,杜如晦跟从李世民,西平陇右的薛举、薛仁泉和河西的李轨;北救晋阳,击破刘武周;东定中原,消灭盘踞洛阳的隋残余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攻取河北,镇压窦建德旧部刘黑闼领导的义军;南灭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称帝的萧梁后裔萧铣;平定在丹阳(今江苏南京)称帝并统治江淮一带的辅公四。在历次作战中,他都参谋帷幄,决断如流,深为秦王府诸僚属所折服。秦王府改称天策府时,他作为重要僚属从事中郎受到画像表彰,并名列榜首。画像上的赞语是:建平文雅,体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屡建功勋,在朝野威望日隆。这引起了皇太子、李世民之兄李建成的不安和嫉恨。李建成在其四弟李元吉的怂恿和支持下,欲加害李世民,他们认为,在秦府中最可怕的僚佐,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如果将这两个人从秦王府赶走,李世民的智囊团就会极大的削弱。因此,他们在高祖李渊面前尽说房、杜的坏话,李渊遂免了房、杜的职务。在被免职之前,杜如晦与房玄龄就已看出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矛盾不可调和,认为:如果让李建成等先动手,那实在是社稷之忧。他们劝李世民,在这国家存亡间不容发之机,应果断地杀掉李建成、李元吉。
而李世民当时认为,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他想等李建成发难后再以义讨之。杜如晦等固请先发制人,李世民不从。稍后,李世民决心先采取行动除掉李建成。杜如晦及房玄龄赶紧乔装打扮,着道士服潜入李世民住所,与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一起,具体谋划了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有关事宜。这次谋划非常细致,准备工作很周到,一举获得成功。杜如晦因功升左庶子,与长孙无忌官阶相同,在房玄龄(任右庶子)之上,不久又迁兵部尚书,权倾一时。
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革新政治,主要依靠的是杜如晦和房玄龄。李世民每与房玄龄谋事,必说:非如晦不能决。即杜如晦参与决策时,最终是用房玄龄的谋略。可见他们两人配合是很默契的,当时称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房玄龄、杜如晦同心循国,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等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协助太宗寻求,考察贤达的官员,是房、杜的主要任务。翌年,杜如晦又兼任吏部选事,负责官员的选拔、勋封、考课。太宗对杜如晦说:常见吏部选人,只听其言词、观其刀笔,不全面看其行为。所选之人,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弄戮,而百姓已受其害。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说:两汉时都是从乡闾民间选拔人才,由州郡向朝廷推举,然后由朝廷任用。所以当时出现了很多人才。现在每年选集数千人,而这些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吏部选司只是配其阶品而已。现在选拔官员的办法实在不精当,所以不能得才。太宗认为杜如晦的分析很有道理,遂令以汉时法令推举贤才。杜如晦选拔人才的眼光,房玄龄很佩服,常自谓不如。杜如晦身体不好,贞观三年十二月辞任,翌年病故。

长孙无忌(公元?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隋末李渊进入关中攻克长安后,他投奔李世民,被授为渭北道行军参军,随从秦王李世民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因功被擢升为比部郎中、上党县公。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积极策动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以元勋和皇亲地位,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他积极主张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李治(高宗)继位后,他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被放逐于黔州,自缢而死。长孙无忌是唐初重要的政治家和谋略家,对唐初的政治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秦王李世民在灭隋及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功勋卓着,显示了很高的战略智慧和才能,深受唐朝文臣武将的崇敬和拥戴。这对皇太子、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建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李建成担心其二弟李世民会夺取其皇位继承权,因而在其四弟齐王李元吉的怂恿下想谋害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一天夜间,李建成请李世民喝酒,将其灌醉并吐了血,险些丧命。李渊知道后责备李建成不该让不会喝酒的李世民夜间喝这么多酒。他也知道几个儿子不和,因而想让李世民离开长安,到洛阳出任陕东道大行台。李建成、李元吉怕李世民离开长安不好控制,便劝说李渊放弃了原来的想法。他们还不断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信以为真,想对李世民治罪。
李世民和兄弟、父子之间的矛盾斗争情况,秦王府上下都清楚,感到很忧虑。李世民的亲信大臣房玄龄私下对长孙无忌说:现在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的嫌隙已很深,一旦发生祸乱,不仅秦王肝脑涂地,实际上也是社稷之忧。不如劝秦王像周公诛管叔、蔡叔那样杀掉太子和齐王,以安定国家。长孙无忌也有同样的想法。他感到李世民兄弟的斗争已进入关键时刻,斗争结局关系到社稷的存亡。因此,他立即找李世民讲了他们的想法,劝其当机立断发动事变。但李世民还有些疑虑。不久,李世民得到消息说,李元吉想在昆明池将他杀死。他遂召集长孙无忌等商议对策。长孙无忌再次劝告李世民先下手,并说:如果你不听劝告,我将离你而去,不能侍候大王矣!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埋伏于李建成、李元吉进宫谒见李渊必经之地玄武门(宫城北门)。李建成、李元吉刚进门,发觉有变,急忙拨马欲回东宫(太子宫):李世民指挥追击,并张弓射死李建成,随后尉迟敬德又射死李元吉。东宫及齐王府的卫戍将士见李建成、李元吉已死,遂溃散。李渊只好接受事实,并于当年八月九日让李世民继承了皇位。
突厥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隋朝时开始强大起来,后因内部不和,分为东西两部。
东突厥颉利可汗继位后更加骄傲,屡次侵扰唐朝北部边境。武德七年八月,突厥军侵抵豳州(今甘肃宁县)城西,大有直取长安之势。李世民用反间计使突厥请和而退。由于突厥连年侵扰,李渊一度打算迁都,因李世民力谏乃止。武德九年七月,颉利趁玄武门之变,率十万大军南侵,至八月十八日兵临长安城下渭水便桥地区。颉利派心腹执失思力进入长安探听虚实。执失思力恫吓刚上台的李世民说,颉利可汗率兵百万而至。
李世民毫不惧怕,拘留了执失思力,并亲率六骑至长安城北,隔渭水与颉利对话,责其负约。接着唐军陆续赶来,旌甲蔽野;颉利有惧色,遂与唐约和结盟而退。不久,东突厥遭雪灾,深数尺,牲畜多冻饿而死,百姓亦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因此诸部多叛。唐朝一些大臣建议发兵进攻东突厥。李世民就此询问左仆射萧蠫认为:兼弱攻昧,讨之便。长孙无忌认为: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应按甲存信。当时,李世民称帝不久,各地又逢大旱。如果再大规模用兵,对唐朝的经济恢复和政治稳定会有不利影响。所以,李世民同意了长孙无忌的意见,没有匆忙对东突厥用兵,而是到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唐朝度过灾荒、经济好转、且政治稳定之后,才发兵攻灭突厥。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原是布衣之交,后因其妹成了皇后,他对李世民又有佐命之功,所以受到李世民特殊的礼遇,先是升迁他为吏部尚书,旋即任命他为右仆射(宰相)。有人忌妒他权宠过盛。他也自惧满盈,固求逊位。他还请他的妹妹长孙皇后向李世民请求。李世民只好于贞观二年正月免除了长孙无忌右仆射官职,授开府仪同三司。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朕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
同时诏示群臣称: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所谓不顺,朕无取焉。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十一月,李世民又授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再三辞让,说:臣以外戚位三公,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李世民不许,说:朕任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所举,非私亲也。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六月,李世民又诏封有功之臣为刺史,可世袭。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又坚辞不受,故意刺激李世民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令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处州,与迁徒何异!李世民说割地以封臣,古今通义,意欲公子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遂停封刺史。后又进位长孙无忌为司徒。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机敏,求于古人,未有其比;总兵攻战,非所善也。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皇族内部连续发生三起企图抢班夺权的事件:李世民的儿子、齐王李性轻噪。他舅舅阳弘智对他说:你们兄弟很多,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宜得壮士以自卫。李听从这一建议,私下招募了许多敢死之士。李世民得知后责备。李不听,还私下设上柱国、开府等官,并开库行赏,驱民入城,缮甲兵楼堞,将齐州搞成独立王国。李世民只好下令讨伐,将李抓回长安赐死。李世民立的太子李承乾是喜声色犬马、爱亵狎众小的花花公子。在他叔叔、汉王李元昌的支持下,李承乾整天吃喝玩乐,并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万人,众自完矣。李世民的另一个儿子李泰多才多艺,潜有夺嫡之志,以重金收买一些大臣,劝说李世民立李泰为太子。李承乾怕被李泰挤下太子地位,于是上表告李泰的罪状。李世民诏捕李泰,不获。李承乾遂派人暗杀李泰,并在李元昌劝说下准备谋反。这时正赶上李谋反事发。审理此案牵连出李承乾谋反案。李世民下决心将李承乾贬为庶人。废除太子后,李世民召集长孙无忌、房玄龄、李治、褚遂良到宫内,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说罢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褚遂良将其刀夺下。长孙无忌等问李世民有什么想法。李世民说:我欲立晋王李治为太子。长孙无忌立即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李世民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又说: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如何?长孙无忌等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李世民召文武六品以上官员到太极宫,宣布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众官皆呼:晋王仁教,当为嗣。李世民很高兴,遂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蠫为太保。长孙无忌又肩负起了培养皇太子李治的责任。
长孙无忌保举李治当上太子,培养李治当了皇帝。永徽六年(公元656年),唐高宗李治欲立武则天为皇后,长孙无忌固言不可。李治密以宝器绵帛十余车赐长孙无忌,并亲临其家,求其赞同。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也多次劝说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均厉色拒绝。李治不顾别人反对,决定立武则天为后。武则天由此痛恨长孙无忌。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不作调查即相信此谎言,决定将长孙无忌流放到黔州,后又派人至黔州逼长孙无忌自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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